从狩猎采集走向种粮食、养家畜，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关键的一步。正是解决了长期温饱问题，其他需求和欲望才出现，才出现了其他动物从未出现的专业分工，才出现了阶层和社会结构，进而才出现了枪炮、细菌和钢铁，整个人类社会才具备了不断向前加速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却说：
农业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大骗局。
「想象力」成就了人类，也同样给人类挖了一个接一个的大坑。早期狩猎采集人类的日子其实过得挺自在的，站在农业这个选择路口上，人类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这个大坑在于：为了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很大一部分人付出了几乎整个生命过程的努力工作，愿景中的美好生活从来也没享受到。即便到了现代，人类也没能跳出这个大坑：
日复一日的为未来而痛苦工作，然而美好的未来从未到来。
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现代人深思的。我们不妨回到一个基础问题上想想：
我已经解决了温饱，这短暂的一生到底该追求点什么？
物种（即演化）的成功，衡量标准是物种的「繁衍保障」，换句话说，物种的个体数量越多，基因存在数量越多，物种的繁衍越有保障，该物种的演化就越成功。
然而，物种演化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即演化成功不代表演化正确。而且，物种演化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物种大多数成员的「不幸福生活」。堪称「自然之神的终极讽刺」。
我们来看看农业革命中出现三种“演化成功”的物种：农作物、家畜、人类。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角度来衡量，这三类物种并不能称得上演化正确。农作物数量是激增了，但它们存在的主要意义是「被人类吃」以及「如何更好地被人类吃」，其基因演化的方向其实很悲惨；家畜的数量是激增了，但它们存在的主要意义是「被人类吃」以及「被人类驱使」，其动物本性中的幸福自由成分早已荡然无存；人类的数量是激增了，但作为农业社会主体的农民却过得极其悲惨，远远不如采集狩猎社会的人们日子过得舒服。
资源的有限性和生物数量增加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数量的激增虽然保证了物种基因存续，但平均质量的下降几乎是必然的。人类在农业社会承受的所有苦难几乎都和人口激增有关。
当然，我们需要辩证地思考这个问题。更糟的生活是相对于「已经存活」这个事实而言的。如作者所言，已经活下来的人不会同意以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来获得更多物种的拷贝数，但我们变换一种视角，如果我们有可能去问问采集狩猎社会中那些生下来就被弃掉的婴儿，甚至去问问那些没有机会成为存活个体的「灵」（暂且这么称之），他们肯定愿意降低平均生活质量来换一个可以存活下来的机会。道理很简单，「活着总比死了好」，或者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使被生下来在瘟疫中活过一天，对于这个个体而言也比从未降生到这个世上强。这个角度有点哲性，见仁见智。
人类自从认知革命之后，认知的演化就不会停止。这是人类在农业社会中命运有别于家畜的地方。农业社会是让更多的人生活更糟了，但更多的人的存活为认知的演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快的速度。人类从来没有像家畜一样「几乎丧失了完全的演化方向决定权」，我们一直掌握着变化的可能性。在农业革命中，除却物种演化的成功、个体悲惨的事实，我们人类还收获了基于更大基数的认知演化——显然，认知的增幅是需要人口红利的。
祸福相依，演化残酷。从长远的角度，幸与不幸，实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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