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
1、增发是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首选方式；
2、从外部流通股股东和提高市场效率来说，应提倡采用配股方式。
Eckbo和Masulis（1992）从发行成本考虑，认为应该首先选择承销配股，然后选择非承销配股，不赞成选择增发方式；
Eckbo和Masulis（1992）从逆向选择的角度研究发现，规模较小且持股集中的上市公司常常采用配股方式，比如，加拿大、大部分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
Cronqvist和Nilsson（2002）从控制权的角度研究发现，家族企业有保护控制权的强烈动机，这些公司在进行股权再融资时，为了不稀释其控制权，不愿意选择承销配股或增发方式；
Smith（1977）从监管成本的角度研究，认为公司管理者采用增发方式可以从承销商处获得私人收益，而配股方式却不能；
Hansen和Pinkerton（1982）从比较成本的角度研究，认为如果原有股东不希望行使他们的配股权利，而公司管理者硬要采用配股发行方式，那么其成本将高于增发，公司管理者之所以采用增发方式，是因他们了解到原有股东不希望行使他们的配股权利；
Booth和Chua（1996）从流通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配股的间接交易成本高于增发；
Brennan和Franks（1997）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配股不会改变公司的股本结构，故其监管作用不会发生变化，而增发尤其当把新股增发给机构投资者后，会造成原股本结构的变化，其治理结构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些新股东就可能会起到监管作用，从而使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作用发生变化；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