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建设则成为当务之急，文化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经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竞争以文化论输赢的观念，日渐为人所接受。但是，如何有效进行文化建设？因为文化的抽象性，却成了一个考人的难题。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的专访时，以番禺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为例，有一个独特而精彩的表述：“文化是人们定义出来的，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岭南文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如果真的有岭南文化的话，番禺当然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如此论断，足以让人称奇。陈春声教授长期以区域历史为考察研究对象，《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乃是社会经济史领域计量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令人称奇的论断，实在也是高屋建瓴，指示要津的。
陈春声教授的文章收录在南方日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聆听星海：培育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番禺探索》（主编徐柳）中。细一看，全书九章，全部以访谈为主体，如此编排，实具匠心。而其敢于这样编排，所恃的是，采访者，乃负有盛名的南方日报的团队，受访者则均是音乐和文化领域的权威人士以及地方文化建设一线的领导者。如著名指挥家、中国交响乐合唱团创始人之一严良堃，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刘长安，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周广平，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尹涛，广州大学著名文学地理研究专家、广府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曾大兴教授，广东歌舞剧院院长熊健，以及番禺区委宣传部长徐柳、文广新局局长何穗鸿等。这些对话，既呈现了各位专家学者对番禺星海文化建构和历史文化名城建提出的种种思路、方略，也呈现了番禺在建构与建设中的努力探索和成功实践，也可以说在相当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上，体现了陈春声教授的文化建构理念。要言之，番禺作为传统的“南番顺”（南海、番禺、顺德）经济富裕地区，同时，就像陈春声教授所言，堪为广州的文化象征因而最具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的地区，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来培育成长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番禺以历史文化名人冼星海为抓手，推动地域文化建设上新台阶，的确是一个好的办法。特别是冼星海，在番禺的文化谱纱上，无论从精神层面抑或文化层面，都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冼星海系籍番禺，出生在澳门，成长在新加坡，先求学广州，后留学法国，工作来到延安，但作品永志故乡，永怀人民，尤其是底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无论国与共、无论海内与海外，都能产生强烈共鸣。因此，从岭南文化角度、从番禺的岭南文化象征层面，冼星海的文化意义还值得深入开掘。尤其是冼星海作为蛋民身份所蕴含的顽强进取的精神，更应大力开掘。
蛋民在历史上籍属贱民，因此其生活状况也颇遭厚诬，比如说蛋家女子“人尽可夫”。直到现代，陈序经教授和伍锐麟教授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调查，才力辨其诬；前者著有《蛋民的研究》，后者作有《沙南蛋民调查》、《三水河口蛋民调查报告》等。但是，冼星海从来不以出身蛋民为讳。他还将蛋民最著名的民歌《顶硬上》谱曲演唱，自署作曲人，作词人则径署其母黄苏英，自豪之情，沛然可见。此后，无论何时何处，演唱此曲，第一遍必用广州话，寄情之深，溢于言表。其实《黄河大合唱》与《民族解放交响曲》的内在精神与韵律于此也若脉可寻。
其实我们再往上溯近400年，梁启超誉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袁崇焕，也是岭南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在1904年所著的《袁崇焕传》中说：“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间，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自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崇焕其人也。”陈序经教授则考证认为他也是出生蛋民；其后来为国干城所赖以从故乡招募的子弟兵，大半也是蛋民。袁崇焕的进军口号，也正是这句“丢那妈！顶硬上！”袁崇焕与冼星海，不仅是蛋民精神的一种象征，也堪为岭南精神的一种象征。所以冼海星在创作中，也致力于将这种“顶硬上”的精神，升格为岭南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从其所作的《民族精神》歌词即可见出：“几大就几大，大家顶硬上！疏兰，尽地一煲！丢那妈！挟山超海虽空话，死命拥挤奈我何？珠江水长，五岭山高，我们靠着那只要吐口报，天地撞破、撞破、撞破，丢那妈！怕什么？”
事实上，广东之于中原，也长期“享受”着相当于“蛋民”的待遇：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即便今日在经济上引领寰中，仍有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人也正是凭着这种“丢那妈！顶硬上！”的精神，近代以来，不断开辟中华文明的新篇章，如浙人徐珂所说：“凡掀动天地之事，若戊戌维新，若辛亥革命，莫不藉粤人之力以成。”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丢那妈！顶硬上“，“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怕也是没有今日的大好局面。所以，找准切入点，立足星海文化，弘扬星海精神，横向拓展，纵向开掘，不仅是番禺探索培育“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效路径，使番禺真正成为陈春声教授所言的“岭南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有助于重铸海上丝路新辉煌，助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_��(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