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

    90年的夏天，我已在陕西建材贸易中心工作，逮着了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

    那时我还不满二十五，老娘吩咐我带上我因公负伤在家休养的弟弟军一同去散散心，那年他十九，之前没有出过远门。

    我出差可以按规定报销住宿和交通费，每天还有点儿伙食补贴。本来可以坐硬卧，这下多了一人，为了省钱，我们坐了硬座。绿皮火车跑的不快，出发之前又买了一些吃喝，头一回去首都，两个人抑制不住兴奋，窗外的景色乃至火车站台看着也新鲜，所以旅途不算乏味。

    那时候住宿没有所谓提前预定，一路乱撞，头天晚上糊里糊涂的下榻在国家供销总社招待所，铺着猩红色地毯的三人间，干净卫生，主要是价钱合适，军对住宿很满意。

    第二天先奔天安门。具体情况想不起来了，总之应该挺激动，毕竟小学美术课堂上没少画它，和想象中差不多。随后又去了北海公园和军事博物馆，简称军博。

      进了军博大厅，我们很激动。橱窗里摆的全是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小受革命战争电影的熏陶，对李向阳腰里的那对儿盒子炮有着深厚的感情，脸蛋贴在玻璃上，看了许久。多年以后，我领着初中毕业的儿子，重赴军博，没成想热脸贴冷屁股。儿子压根对这些老旧的玩意儿丝毫不感兴趣。感情被浪费，我甚至有些愤懑。儿子一句话点破了迷津：“要是我爷领你看一堆大刀长矛，你觉得有意思么？”我顿悟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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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事都不能一厢情愿。

    在景山半山坡上，我兄弟摸出烟刚抽了几口，便被一个民工模样的人抓了个现行，他现场掏出红袖章戴在胳膊上，张嘴便要罚款十元。我俩吃了一惊，好说歹说，俺们外地学生刚到北京身上没钱。磨半天嘴皮子，见我们丝毫没有掏钱的意思，那人不愿意浪费宝贵功夫，便怏怏的走了，临走撂了一句“下不为例”。这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上了一课，以后都在首都的几天可得小心。

    住宾馆花销太大，我们决定到清华大学我父亲一个远方亲戚孩子处蹭别人宿舍，八竿子挨不着的一个表弟，人家当时在清华读四年级。那时候投亲靠友，全凭一个信封摸上门去，对方完全不知来由。还好，现认识的表弟还算热情接待了我们。即便是清华，大学生宿舍的卫生状况也不敢恭维，脏乱不堪，臭气熏天，匀给我们盖的被子，被头乌黑铮亮。但学校的伙食可是真好啊，没事吃了几顿，品种丰富，好几个炉头，据说都是我们陕西蓝田的厨子。我们还头一回见识了北冰洋汽水，感觉和我们西安的冰峰比，还是有一些差距。

    在清华连住了几天，便和表弟宿舍的同学们混熟了。到了周日，我们甚至还集体去了一趟八达岭长城。长城的情形已经完全记不清了。从学校出来先骑的自行车，一个来自重庆的同学，冒冒失失，把一个正在等公交车的大美女撞的不轻。那美女三十出头，很有风度。丝袜被刮破，腿肯定也淤青了，也仅是皱着眉头，低声抱怨了几句为什么不小心而已，轻饶了一帮大学生。此事若放在今天岂能善罢甘休。

      我此行的正事是去考察一个生产曲美铝板的企业，假如一切理想，可以签一个框架合同。工厂在北京的远郊某某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北四环或者北五环。彼时交通不便，需要乘坐长途班车，班车每隔三小时对开一趟，站牌上清清楚楚印着时刻。

    乘客多是农民朋友。由于需要问路，我便和年轻的售票小姑娘聊得火热，听得出这丫头对西安相当向往。当时若有微信，估计肯定加了好友。

    谈业务一切正常，并无更多好讲。在这个号称中港合资的企业里头，没见到香港人的身影，反倒是那个北京土生土长的厂长，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他见我是个毛头小子，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热情，例行公事般跟我草签了一份两张a4纸那么大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垫着印蓝纸用圆珠笔誊写了一式三份，这足以令我回去交差，反正我不给钱，他不发货。返回市区的时候，反倒出了故事。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在乡间公路旁白杨树下候车，身后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微风一吹，感觉挺美。长途车一靠站我乐了：还是来时候坐的那辆车，售票姑娘见了我像见久别的熟人，旁若无人般又同我闲扯起来。

    车子走了不大一会儿，突然一个急刹，在路中间停下来。紧接着司机也跳下车。原来车子蹭挂了一个过马路的路人，一个精神不大正常的农村小伙儿。这下麻烦了，看来车子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果然没过多久，司机扯着嗓子，用一口京片子宣布这趟车不跑了，请全体乘客下车，等下一班吧。乘客们老老实实的滚下了车。

    等下一班车到来起码还得两三个小时之后，并且不能保证一定挤上车，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我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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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傻眼，这该如何是好？

    车前五六十米的地方，乡警协助拦住了一台开往市区方向的工具车，俗称农夫车，两排座椅，拉了一个小车厢。警察，司机和售票员，手忙脚乱的把躺在地上的人朝车上抬，我眼前一亮，撒腿就跑。跑出去十米，回头一看，军还在原地人堆里发呆。

“快跑啊，还等什么？”

我弟还在迟疑。我冲他大吼，“呆货！赶紧啊！”

  我们哥俩火速赶到了车跟前，帮着一起把伤员朝车上抬，然后也坐在了车厢上。司机看着我一脸疑惑，但见那售票小姑娘一脸正色，半命令的说道：“你们帮忙把他看好哦”

“好嘞”，我赶忙应声。

      回市区的路上，别提心情有多爽。蹲坐在车厢里，迎着微风，我吹起了不三不四的口哨。

      连续在清华的宿舍里前后赖了大概一个星期。肮脏的居住环境让军实在受不了，他甚至一度蹲在湖边想哭，央求我搬回供销总社招待所。于是我们重新找了一家便宜旅馆：北京邮票厂招待所。

      具体的地点我早忘了， 招待所位于地下一层。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住地下室旅店经历。左邻右舍的旅客几乎都是农民。

      一拨来自宁夏，走廊里充斥着浓郁的羊膻味儿。他们估计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富农，暂居在此等待合适航班，目的地是麦加，他们要去集体朝圣。我很惊叹他们的信仰力量，来回都是飞机，得花多少银子啊？

    另外几个是河北的农民，来北京看病，说着一口我们听来很标准的普通话。

    我家军很搞笑，听我和河北农民聊完天，回到房间，扯着我的衣袖直佩服：“哥，哥，人家河北农民说的都是北京话！”，我开始有点儿懵逼，后来恍然大悟：“哦，你意思人家应该说咱老家长安话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