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宋慈是一个满腔志气的年轻人，金榜题名、婚事将近，身边有结义好友相伴，岳父是朝中三品大员，远大的抱负等着他去施展。此时的宋慈虽然有些本事，却仍带着顽劣和爱玩爱闹的少年心性。
父亲宋巩是远近闻名的推官，被百姓赠予了“清如明镜”的匾额。然而一桩错判的旧案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正是这一举动，把他自己逼入了一个死角。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百姓的期望，使他无法容忍这一错误，偏偏冤犯被他判了凌迟处死——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弥补他的过失，更不知道怎样才能担起这一条人命。
宋巩在犯人忌日那天自裁，是在用自己的行为赎罪。他留下一封遗书给儿子宋慈，希望他不要犯和自己一样的错误。
大婚之日由喜变丧，这本已是宋慈无法承受之重。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得知前几日才一腔热血奔赴梅城的好兄弟孟良臣也死于非命。
这部剧沉痛悲郁的基调就此定了下来。作为主角，宋慈被迫成长的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竹英姑和王捕头同时把线索指向梅城，两任知县的离奇死亡给了宋慈大展身手的机会。
宋慈在梅城得到岳父相助，不仅顺利的破了英姑父亲和良臣两桩命案，又为自己挣得一番名声，还得到了王捕头和竹英姑两位好帮手。至此，宋慈的故事徐徐展开。
编剧写的几个人命案都与通奸有关，而每次知县在判决时都认定两人是奸夫淫妇实为可耻，所以激愤异常，凭几个看似确凿的证据便得出结论，再加以循循善诱、帮着照顾家中亲人等条件，使所谓罪犯免除活罪，心甘情愿的被推上断头台。一起案件中，如果判决者只是找到一个嫌疑最大的人然后逼他承认，那便根本称不上公正严明。死者家属因为悲痛欲绝认定嫌疑人之后，根本不假思索，只要让此人偿命即可。这种嗜血的复仇心情能使人理解，可往往带来的不仅是对罪犯和官府的双重舆论压力，还有对法律的不尊重。
宋慈的岳父是朝中二品大员，他一直不愿意靠着这位泰山大人做官，甚至不愿提起他，平时还嫌弃岳父有官瘾，拒绝他的诸多提携之举。可是在许多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因为有岳父的庇护才得以顺利铲除小人，甚至死里逃生也是因为他看不上的这位岳父大人。他倒也并非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只是不屑于使用这种手段博得别人的好感。
剧中讨论过法律与人情的关系，可能因为故事背景设置在宋朝，群众的法律意识比较淡漠。但殊不知，无论坏人还是好人，都没有活该被杀的道理。一条生命的逝去，并非因为它的人格高度就可以判定值不值得，宋慈所遵守的正是这种崇高的信念——人命关天。
而对于杀人者来说，被法律惩罚是他赎罪唯一的合理方式。一向习惯生活在太平年代逆来顺受的中国农民，可能不会明白争取公正严明的法律需付出的代价，正是这样才证明，只有法律才能审判一个人。人本身是感性大于理性、情感大于规则的，只有冰冷严格的法律才能最大限度的确保判决的公正。
至于好官坏官，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分析标准。能力大小和善恶之分结合起来，有四种官。能力小，善心大，可能是个无所作为的平庸官吏；能力大，善心大，便是如宋慈一般除暴安良的好官；能力小，恶心大，是千千万万包藏祸心的小人；能力大，恶心大，是如刁光斗一般手眼通天，明明必行之事却要用钱财贿赂才肯办的恶人。
宋慈的确可以一刀捅死刁光斗，可是杀了一个他，还有千千万万个贪官存在着。只有大宋王法真正对官吏起到约束作用时，它才能发挥真正的效力，否则便是一纸空文。
本剧有一点极为突出，那就是官员之间的各种周旋。尤其到后期宋慈和最大反派刁光斗的数次交手，更体现出清官、庸官，贪官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背景是南宋末期，朝政逐渐黑暗腐败，皇帝也许全然清楚朝廷蛀虫的所作所为，却无法惩处任何人。一旦革去贪官，他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而即便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贪官人数之多、其间盘根错节更是无从查起。黑暗的政治对于宋慈这个清官是一潭灰色的浑水，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涉足。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理想主义者试图改变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挽救的颓势，注定了他的悲剧。
看剧时弹幕上总有人对于恶人的行为见怪不怪，甚至半炫耀的说这才哪儿到哪儿，还有更血淋淋的事实，言语中透露出对其他人“见识少”的嘲讽和对正义缺失的不屑一顾。我对于中国自古以来在官场中流传已久的厚黑学并无过多研究，可能有时会觉得老官油子之间的一来一回还蛮有意思，但是如果涉及到人民社稷，却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
最后一段话送给这些自以为是的人：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时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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