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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了,却没人写诗

日落了,却没人写诗

作者: 想吃掉昵称 | 来源:发表于2019-07-02 21:29 被阅读0次

    一直很喜欢北岛的一首诗,叫《时间的玫瑰》,便选来做了第二期的刊名。

    北岛来南京时,我去了先锋书店。在大十字架下,碰巧遇到了本校的老师,我和她打招呼,说我记得她,在签售队末尾的地方,又碰见了她。那天书店里人山人海的。北岛穿着淡色西装,落定时,台下传来一句诗:“那时我们有梦……”很快,大家不约而同:“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朗读自己的诗歌,选择了《无题》、《时间的玫瑰》和《我们》,“寻找冬天的心/河流尽头/船夫等待着茫茫暮色/必有人重写爱情”。随后是嘉宾朗读,北岛希望李志能来诗歌节,李志念了那首最有名的《回答》:“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似乎在否定什么,但其实不是,那是在捍卫自己,已被侵犯的信仰。如果试图去解读“时间的玫瑰”究竟是什么,那答案很有可能是残酷的:也许这朵玫瑰在凋零。

    这是一个人文艺术,江河日下、日渐衰弱时代。只有作家、导演和诗人,没有书籍、电影和诗歌。背着莎士比亚书店帆布包的姑娘,只是因为那是“潮流”和“网红”;读书人是要被嘲讽的,社团巡礼时,有一个人看到我们的摊位,可能比较豪放,“呵,还读书”。我见怪不怪了,只是笑了笑。我们的压力,其实真的很大;那句嘲讽,让我们很难过。

    白先勇来南京是在6月21日,无奈翘了课去。白先勇是第三次来到自己的“耶路撒冷”。还记得朱天心来南京签售的时候尤其激动,比北京、上海都要激动,因为这里是南京,是台湾人的耶路撒冷。第一期刊登一关于《台北人》的文章,竟然有涉及政治的危险,我也无话可说了,词藻和音符被捆绑在土地上,连空气都是僵硬的。

    白先生82岁,却站着演讲了半小时。我对白先生说,“白先生,您是我的偶像。”他笑了笑,说,“是嘛”,然后对我说,“谢谢”。1960年,白先勇和身边爱好文学的伙伴,创办了《现代文学》。它集合并鼓励了台湾的新生代作家:三毛正是由于投稿成功、获得好评后,下定决心放弃画画,成为作家。

    这是一朵时间的玫瑰,在海的对岸,成为了一座灯塔。

    写作有时是艰难的。双手空空,把在双耳之间的世界,用符号变为实体。可能付出极大的努力,投入时间、精力和热情,但结果惨淡。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一种修行。但我并不是在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苦差事。我们回看自己的文章,它能代表着那个时间段的自己,文字是我们的过去,开放的玫瑰。

    本期将用特刊的方式,刊载我们视野范围内,校内最好的新生代、中生代写作者作品。

    “黄金时代”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我并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现在。“黄金时代”的概念,有时候是一种反讽,也有人确信如此。我们提出来,是源于另外一种的理解——在焦虑时保持清醒,在沉默之际试图发声,在混乱处继续前行,在艰难时刻不放弃行动,不辜负时代和身边的个体。如果变革和复兴已经几无可能,那我们也要到山穷水尽处去看看,在四季中径自盛放,和凋零的玫瑰。

    既然还有着无数的人,陌生或者已经相识,热爱写作、阅读和写作,当你的文字被远方的人读到,自己以着自己完整的面貌,与他人一起,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诚如阎连科说的那样,“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消失”,但他又说,“新的伟大文学时代会到来。”

    我一贯认为,所谓的“文青”、“知青”,应该是当代所有的青年人共同的名牌。

    一个借由自己知识和经验,去产生自己价值观的人,都是文青或者知青。现在对这个词的理解,更多是保持文艺理想的青年人。对我来说,如果没有实践,“文艺青年”是一个贬义词。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你要追求的东西应该都是:你觉得你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你看上去以为自己是同路人的东西。

    那样的追求更接近于跟从,跟从和追求很容易混在一起的。

    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拷问出真实下面的虚伪,接着要拷问出虚伪下面的真实。”我们能从真实下看到虚伪不易,但虚伪下其实还有一层真实,这层真实更难发觉——认识到自己究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又是否,是真的喜欢、真的讨厌……

    张祎说,跟从不是问题,因为追求看似多样实则有限,跟从多时之后仍然不知道想要什么那就是问题了。

    我一年级时认识他,第一次见面,他一个人在看书,我瞄了一眼书,是关于政治的。他旁边的子畅,和大家正聊得开心,我不知道他就是张祎。我第一次读校报,看到他评诺兰的《敦刻尔克》,就决心认识他。他对我影响很大,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张祎和刘子畅走了,在学校里聊得那么来的人,就再也没有了。

    他一直在做没有回报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他。愤怒都慢慢变成无奈,我还是很不解,为什么感谢他的人那么少。张祎毕业了,带着我们对校刊的想象离开了。

    常和他闲聊些有的没的,有一次聊《大象席地而坐》,他说,其实《大象》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来,有那么一些时刻他可能是想妥协的,原本他可以拍得更压抑,人活着没有人理解是很正常的事情,拍艺术片没人爱看就不拍呗,但是不能被理解,还总被亲人朋友要求按他们想要的方式活下去,那还不如死了强呢。

    他的愤怒,也慢慢变成无奈了。过了好久,忽然他好突兀地说,我以为那几年,就是我的起点,没想到那就是顶点了。

    “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我什么也没说,在我看来,张祎就是时间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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