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78）

不一样的曾国藩（78）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志在育人付诸行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在友人劝说下，刘蓉在娄底开“菁莪精舍”讲学，目的是为了培养理学人材。为此，他还写信给曾国藩，请他开示诸生：“明年，馆于叔父之宅”。因这些学生中无可造之材，遂罢。但他培植后进的工作并没有就此而止。

基于与罗泽南（曾氏的另一重要好友，本书第三部《历练湘军》第六章将专文述及，此处按下不表）的关系，刘蓉对其弟子实际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教诲作用，经常写信开示其弟子，与之常聚交流。因此，刘蓉与罗门弟子中曾国荃、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钟近衡、康景晖、朱宗程等人都建立了亲密关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当李续宾父亲六旬寿辰时，刘蓉前往祝贺，罗泽南率王勋、王錱、钟近衡、刘典、杨昌濬、朱宗程、康景晖、翁笏登等人赴宴，并且李续宾为长子聘刘蓉之女。三十年（1850年）秋，王錱赴长沙，特意约刘蓉同居，“冀得亲言论丰采，以消鄙吝”。可见在他心目中，刘蓉就如师长一般。两人私交非常好，湘军创建后，曾国藩与王錱多有不谐，还多请刘蓉居间说服王氏。

对曾氏兄弟尤多影响。道光二十四（1844年）年六月，与曾（国荃）数次相晤于长沙，曾国荃即表达“欲从其游”。曾国藩得闻后，于九月致函父母，云“闻九弟意欲与刘霞仙同伴读书。霞仙近来见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应有进益。”意思是：听到九弟愿与刘蓉结伴读书。刘蓉近来对于“道（理学）”特别有所领悟，九弟如果去与他一起，应该有大的获益。

与此同时致书诸弟，谓“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模气象何如？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意思是：九弟前面的信中说想与刘蓉结伴读书，这个主意很好。他近来读朱（熹）子书，大有所获，不知他现在言语表象、精气神如何。如果言语行为彬彬有礼，形象威信可以。那么，直接就可以将他认作老师了，哪里还以朋友相待呢！大有急于让其弟以师礼对待刘蓉的期待了。

后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觉得去娄底（娄园）比较远不方便，遂作罢。于是，曾国藩知道情况后，也表遗憾；但仍叮嘱刘蓉，请他通过写信的方式对曾国荃进行教导。二十五年（1845年）秋，刘蓉因此致书曾国荃，引导其先立志于理学：“窃以人之为学，贵先辨其志......志于小，故所就者亦小。志于大，斯所成者亦大......是故小人志艺，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学成德......顾论学于今日，则又有辨。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三者皆杰然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材智之士争趋附焉。然仆以为，是三者苟不本于道德之实，则亦与彼俗学者同归于无用而已。如欲务其实而求适于用，则莫若从事于道义之学焉... …故仆今者窃愿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后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议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以为人的学问，最为宝贵的是要先弄清他的志向......志向小，他的成就就小。志向大，那么他的成就则大......所以，一般的人的志气，是在于技术，那么他就以技术成事成名。君子、丈夫的志向，往往会在于学问道德......从今天（当下）论学问，又有不同的辨析。有以考据为主要方式的学问、有专门研究字词文章的学问、也有致力于现实的经世济时的学问，这三种学问都是超出科举的八股之学的，有智慧、有本事的人都争相学习呀。然而，我认为，这三者如果不是出于本来应有的道德修养，那么又与平常之人学习的那些无用的东西一样而已民。如果想从务实、且实用的目的出发，就不如学习这些德才兼备之学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希望你们（曾氏兄弟）行定好志向。志向定了，然后工夫还是其次、功夫得失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至于怎么样另说而已。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刘蓉又与曾国荃在长沙多次相晤。咸丰元年（1850年）七月，再与曾国葆、曾国荃同在长沙赴试时，专门选在一起，与曾国荃同寓曾子庙，朝夕相亲旬日（前后十几天）。二年（1852年），曾国荃在长沙从罗泽南游（跟罗学习，成为罗泽南的门生），正、二月间，刘蓉又与其多过往。由此可见，刘蓉与曾国荃虽没有师徒之名，而有师徒之实。

由于曾氏兄弟多与刘罗交往，因此，曾国荃对刘蓉、罗泽南的了解都是比较深入的，故对二人的评价当不为虚言。

对刘蓉奖诱后进之功，曾国荃也有如此之说：“其好善之诚，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不啻自己有之，故邑中后进引诱入正道者颇多。”其中包括曾国葆。咸丰元年七月，曾国葆致信曾国藩，云“近来与罗、霞二人谈论之间，两相契合。弟虽不学无识，彼亦乐引之为群。而彼二人者，弟不敢知其将来之见诸行者若何，而察其为学之精纯，与其所言者及其所励诸躬者，无不衷之于道，则弟之所心服而愿学者也。”意思是：近来与罗泽南、刘蓉两人的游学，十分契合恰当。弟弟虽然学习不够，他们也（愿意）很高兴地待在一起。他们二人，于弟弟来说虽然不敢说他们将来成就如何，但看到他们的学问、学术的精益纯正，还有他们对其所励所教的人，都是一起亲身指导，没有不是忠于大道的，都是弟弟所心服口服且愿意学习的呀。

刘蓉收郭嵩焘之弟崑焘为徒，谆谆教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刘蓉在长沙与郭嵩焘相聚，得以结识郭崑焘，刘蓉对其非常赞赏，以为“气质绝美”，同居数日，谆谆教导。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刘蓉致书郭，赐以箴言。闰七月三十日，郭复书，云“诚念吾兄信道之笃，体道之深，其于审端用力之方，必详且悉，尚望开示课程，俾于道得所从入”，请以师礼事刘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刘蓉与郭氏会于长沙，时郭氏参加乡试，谓苟得副车，当可从刘蓉读书。

同年十月，刘蓉得知郭氏中举，因写信勉励，首先要看轻名利：“先儒有言，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吾人今日为学，但于此等处识得透、守得定，一切穷通得丧、显晦荣辱之遇，举不复有所欣戚于其中，便自然壁立万仞，扫除一切羁绊，救全一生名节，将来措之事业，亦自光明俊伟，不为利害所屈挠，不为时势所驱迫”。其次要用功于理学：“至于用力之方，进德之序，则先儒之遗训具存，吾弟亦既读之而得其要矣。由是竭吾力以探讨焉，终吾身以服行焉，不得半而止、不见异而迁焉，则亦何业之不广，何德之不崇哉?”

二十五年（1845年）十二月，郭崑焘赴湘乡拜访刘蓉，离别时题诗于戴熙所赠双松图便面以赠。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郭以刘蓉招，从新化赴长沙，聚十馀日。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刘蓉招郭来长沙，聚十日。十二月，郭致书刘蓉，请作“毅”字说。之所以选“毅”字，因其字“仲毅”。请刘作字说，意在激励自己，进取正学，以不负刘之期许。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刘蓉随曾国藩创建湘军前的十一年间，郭有很多时间问学于刘。不论在理学方面，还是在人生出处方面，刘的教诲对郭必大有裨益。郭自谓“吾秋试五次始售，未尝稍自愤懑，是罗忠节、刘霞仙两公讲论之力”。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其父自与刘蓉、罗泽南交，“读儒先性理之书，参互考证，严惮切磋，卒以成德。”郭崑焘一生轻视名利、屡辞保举的作风，不能不说亦受刘蓉的影响。郭日后能成为湘中名儒和济世大材，刘蓉培植之功可谓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