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升任直隶总督，对官场痛加整顿
捻军平定，曾国藩因首倡河防之策而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并被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汰换官员、清理积案。他制定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抚参照执行。
2．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不少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
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老百姓认为传教士将孩子“挖心制药”。
后有个叫武兰珍的人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是受教民指使。
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对质。武兰珍所述与教堂状况不符。官员带着案犯离开。然而他们离开时对闻讯前来的万余人群众没做任何解释，也没做任何安抚。
情绪激动的群众工地了法国领事馆，打死了法国领事。又杀死了教堂的外国神职人员和中国仆役。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
3．曾国藩调查“挖眼剜心”事件
就在教案发生前一天，曾国藩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然而二十六日，他接到了慈禧让他去处理天津教案的命令：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曾国藩非常清楚，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一次割地赔款。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
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不愿看到战争将再一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
他预感自己可能会死于此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和贪求心。
经过近半月的调查取证，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虚妄不实。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也说明了教堂日常作为的不透明而引起了中国人反感和怀疑。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
但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朝廷这样做，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
4．疆臣新领袖李鸿章
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下旨，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李鸿章很快就于十二日赶到保定。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望。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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