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点评《张维迎：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这是系列点评文章的最后一篇。引用中的文字是点评内容，其余为原文。
警惕“嫉妒”披上“正义”的马甲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在《财富的诞生》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代西方的兴起，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四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美国学者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在他的《持续的幸福》中提到，人类获得幸福并不与财富呈正相关，尤其当财富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后。马斯洛在其《完美人格》中令人信服地证明，自我实现才能给人带来更加持久的幸福。
我不是要否定发展经济，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不能忘掉初心。何况，在我看来，这四个条件也许是不错的，但却未必是更加本质的原因。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这些因素有助于经济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的产权制度仍然有待完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期限就一年，农民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但没有人愿意投资，政府就将承包期延长到5年；5年比1年好，但还是没人修水利设施，于是延长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来看还不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
【中国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改革永远在路上，如果一味强调改革之初曾经发挥作用的某项具体制度不能改变，那改革就止步了，就固化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永远是改革的真意。】
深圳今昔对照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也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境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往正确的方向走。道路交通的建设使得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问题，但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
【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是否包括分配制度？】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与观念的改变有关。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个体户、奖金制度的出现，中国流行过“红眼病”，一些人甚至连“按劳分配”都不能接受。如果连“按劳分配”都不接受，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只能大家都过穷日子。经过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按劳分配”逐步被普遍接受了。这样，人们有了干活的积极性。再后来，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思想也被接受了，企业家利润也得到了承认。这样，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被焕发出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创业之国，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分配制度是很复杂的，小公司和大公司不一样，初创期和成熟期不一样。《资治通鉴》中曾经专门讨论了唐朝不同时期的两种官僚晋升机制的利弊，重资历还是重才干？一味重才干将鼓励领导独断，因为才干很难标准化衡量；一味重资历将导致大量才干之士无法得到提拔。
小公司的分配制度往往简单粗暴，比如包干制，但非常有效；大公司的分配考虑的因素更多，可以解决整体稳定性问题，但易于陷入官僚。所以，不存在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分配制度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适时地调整。】
非常遗憾的是，在观念方面，我们似乎在走回头路。“红眼病”是一种嫉妒心，根植于人性中。嫉妒心就是只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如收入比自己高，长得比自己漂亮，头脑比自己聪明，身体比自己健壮，孩子上了好学校，等等，就心生怨恨，认为社会不公正，不是自己无能。嫉妒心强的人甚至不在乎自己得了多少，而是宁愿自己穷，也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所以最让他们幸灾乐祸的是看到富人破产，名人出丑。嫉妒心的认识论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即认为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必定是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了，一定是有人变穷了。所以满脑子零和博弈思维的人，非常热衷于阶级斗争。
【嫉妒心的认识论基础不可能是零和博弈。哪怕非常清楚人之所得并非我之所失，但只要他人超越自己，我们就会感到伤心。我认为这一心理来源于动物本性，莫利斯在其《裸猿》中详细描述了灵长类动物对社会等级的竞争追逐，这种社会性来自于自然选择。
人类优于其他灵长类的地方在于发展了道德观念，通过道德观念压制了一部分动物性，或者说是移置了一部分动物性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所谓“红眼病”，只是我们通过道德观念压制或移置了这类情感反应，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表现出这类仇富现象。】
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地抑制“红眼病”和嫉妒心，社会不可能进步。
【人类的进步恰恰是由人类的本性所推动的，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所拥有的表示满意，那么就不会有动力去创造。人们的不满主要并不来源于自己所拥有的，而是来自于与身边人的比较。这种比较体现的主要不是“红眼病”和嫉妒心，而是攀比心和虚荣心，前者是你有的我也想要，后者是当你也有了我还要更好，这两种心理你追我赶，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当然我们可以用更加积极的词来形容这种心理状态，比如进取心。你选择什么词，基本上代表了你看问题的观念。
除了攀比心和虚荣心，推动人类进步的还有一种更加重要的心理基础，就是好奇心。】
所以，“红眼病”和嫉妒心都是贬义词，圣经把嫉妒作为七宗罪之一，基于嫉妒心的行为不具有社会正当性，在公开场合，人们总是尽量掩盖或否定自己的嫉妒心。麻烦在于，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现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的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很容易蛊惑大众，使得一些根植于嫉妒心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公平”“正义”的名义下大行其道。
【“红眼病”和嫉妒心的确都是贬义词，因为他们的幸灾乐祸，因为容易形成仇富的心理和行为。但是，收入不平衡并不必然产生这类心理的不平衡，请读一读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读一读他对各种心理的剖析和对公平正义的论述。
导致收入不平衡的原因是形成何种心理的重要因素，不公正的原因将产生相称的愤怒心理，而这是道德的。如何道德地表达这种愤怒？自制和进取显然是合乎道德的。但它也可以变成一种力量，一种改变现状的力量。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当前贫富差距的正义性？】
这些政策主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财富的创造转向财富的分配，一定会伤害那些本来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来的人，而这些人正是政策主张者号称要帮助的人。
【财富分配本身就是财富创造的应有之意。财富分配关乎财富创造的激励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资本分配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想要改变这种分配机制，那些本来在资本压制下已经无法通过努力富起来的人我想一定会支持去认真考虑财富分配的激励机制。】
这就回到本文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
【经济学家是用来捍卫市场经济的？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人类文明中的终极经济形态，就好像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中将当下的西方式民主当作是人类终极政治形态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社会永远在前进，西方式民主已经越来越显露出颓势，但市场经济还处于高潮的余韵当中。经济学家的任务绝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守护人，而是要找到经济规律，指导社会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是当前的主要经济形态，经济学家当然要加强研究，既要了解市场经济的正向作用，也要掌握其失灵带来的负向作用。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多种形态，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国特色的和西方特色的，富国和穷国都各有差异，并不完全相同。经济学家需要了解它的本质，因而就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然后靠强权从上到下强加给社会的，所以一定有人捍卫它，替它辩护。市场经济不同，它不是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自发产生的。
【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它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它们都有人为设计的因素，也有社会演进的因素，或者说，学者是在社会演进的背景下设计的制度。
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形态，所有的经济形态都是由一组制度规则所决定，这些制度规则决定了经济形态的性质。
所有的制度规则都是由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但同时它也生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我们说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长出的市场经济，也都会带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因而也是千差万别的。】
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谁都可以打它骂它，污名化它，而无须承担责任。生活在计划经济制度的人批判计划经济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风险，但无论你生活在何种制度下，批判市场经济没有任何风险。事实上，无数人曾因为批评计划经济而锒铛入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曾有任何人因为批评市场经济惹上任何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仁慈的，我们真的应该珍惜它。
【张教授整篇文章都在批评计划经济，我想他还不至于锒铛入狱吧。他把那个特殊年代，我党所犯下的错误拿到现在来说，显然是不够厚道的，如果西方人士读到这段话，一定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批评计划经济的。
现在能够批评计划经济，也能够批评市场经济，这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仁慈，而是党和国家的仁慈，是社会的进步，是人民的觉醒。
计划经济其实无处不在，企业内部实施的正是计划经济，也就是所有资源靠调拨进行配置。既不要因为现在的成功就把市场经济神化，也不要因为过去的错误就把计划经济污名化，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形态，适合不同的场景和条件。】
市场经济确实有一个毛病：当你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时，你注意到的可能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时，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它的优点。
【普通人有这个认识，情有可原，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说出这样的话就有点不称职了。因为，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搞清楚市场经济这个制度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并且积极探讨如何在保留优点的同时改进缺点。
而且，我们的研究基点甚至不能只局限于市场经济制度，而是一切人类所创造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只是一个小象限，它只包含了一小部分影响经济的制度规范。如果仅仅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学全部的研究对象，那无疑是极大地缩小了我们的视野，研究的结果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偏离真相。】
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责怪它，怎么这么糟糕。
【张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很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奇迹，尽管在西方很多学者眼里，这还不算是正宗的市场经济，有点像张教授所说的是弄坏了的市场经济。
但是，矛盾之处在于，这个弄坏了的市场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似乎比西方正宗的市场经济更好使，就像张教授已经在文中证明的一样。
这种既不得不承认它所带来的结果，又属实不愿意承认它的身份的思想矛盾，在很多被西方思想所洗脑而无法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身上都体现出来。】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大家都熟悉。范伟的腿本来没毛病，但赵本山反复说有毛病，说到最后，范伟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腿真的有毛病，就迫不及待地买了赵本山的拐。其实真正有毛病的不是范伟的腿，而是范伟的脑子。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许多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卖拐”的人编造出来的。
【这样的话，不应该由一个学者来说，因为同样的话，把关键词换掉也一样没毛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他应该认真来探讨一下，那些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有疑义的，哪些是可以参考的，以及为什么？】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5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
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我们同样应该记住，中国的成功并不是靠所谓的信念。我感觉张教授所说的信念有点像是西方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搞明白为什么，你只要相信就完了。但是，这不是信念，这只是迷信。
中国人从来不迷信，中国人是务实的，只要能解决问题的，都是好的。我们坚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用，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不完全照搬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而是选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失灵的现象；我们过去所选择的，未来不一定会选择，我们过去所抛弃的，未来也不一定会抛弃，选择和抛弃取决于它们是否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
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独木桥，计划经济是共同贫穷的阳光道！
【最后，我想说，我点评张维迎教授的文章并不是要反对市场经济。张教授曾经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当然，他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至少他是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
但是，像张老师一样由西方学术思想训练出来的学者，很多都成了匠人，而不是一个思想者。他们往往无法跳脱西方设定的话语体系，无法聚焦中国的现实问题。
原因主要产生于大脑的生物属性，即思考是由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决定的，年轻时候的长期训练使得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得到了固化，训练的成效越明显，这种固化就越明显。再加上后期缺乏与现实经济互动带来的新经验的补充，从而使这种固化模式无法被打破。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经历了大量的学术训练，本来可以一头扎进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去为人类的知识添砖加瓦。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学者仍然抱守百年前西方先贤提出的观念而不舍放弃。
西方哲人教育我们要有批判精神，而我们只是学会了用既有的话语模式来批判当下，而从来没有勇气去质疑我们的老师，他们所提供的话语范式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我并不是说批判当下是不对的，但仅是用百年前的话术作为工具是不够的。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才是好猫。这才是高于理论的智慧。
理论只是解释现实的框架，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产生绝对正确的理论，也不存在不能够反驳的理论。理论总是通过批判而变得更加符合现实。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它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尽管西方社会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用实践检验标准来看，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显然要优于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因为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存在很多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去修补。
计划经济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什么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也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它只是资源通过集中配置的一种方式。
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一般是通过集中进行调配的，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称为是一种计划经济。企业的规模有时候会扩大，不断在行业间进行横向整合，也会在产业链之间进行纵向整合。这种整合意味着企业将越来越多原来由市场进行配置的资源纳入到通过计划进行配置。当然，有时候企业规模也会缩小，把原来在企业内部按计划调配的资源放到市场上去调配。
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本来就是自然演进的，它取决于市场和计划的资源调配成本变化，而这个成本变化主要取决于信息的对称性。当信息变得日益对称，算力和算法日益进步，那么，计划的成分就会变多。
把市场变成天堂，把计划变成地狱完全是一种陈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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