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8

民主：中国有无选择

郑永年

亚洲社会的民主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不过已经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稍后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相继建立了民主体制。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印尼也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近年来，缅甸在结束军人统治之后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和其他地区比较，亚洲区域的民主化进程不算太慢。

但是，亚洲的民主和民主化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区分三类社会的民主和民主化，即高收入社会民主、中等收入社会民主和低收入社会民主。

高收入社会民主包括亚洲最早民主化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从经济上说，这些地区都有类似的经历，即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说的“东亚奇迹”。不过，民主化之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韩国的民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得比较好，大众民主没有对其经济竞争能力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部门自治性比较高，民意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政府也仍然能够在亲商和亲民之间保持平衡。新加坡尽管不被很多西方学者视为民主社会，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但尽管有变化，韩国和新加坡仍然继续着往日“东亚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

日本民主已经成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其经济陷入了“高增长陷阱”，即到了高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停滞不前。近年来，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引入西方式新自由主义来改造经济，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台湾地区尽管民主化很平稳，但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韩国和新加坡。台湾民主化之后，民主政治没有任何边界，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演变成了民粹政治。政府在“天天政治”的环境下，无法有效运作，不能给资本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政府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这样，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从长远看，必然反过来对民主产生负面的影响。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还没有寻找到一个在“一国”（基本法）之内的民主形式。近来政治激进化的发展，更令人担忧其政治经济前途。所幸的是，这些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民主（民主化）过程相对比较和平，至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东亚的另一个群体，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20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曾经被西方视为亚洲最有潜力的两个经济体和民主政治国家，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同时进行。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沿着西方的预期发展，而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是成功的。马来西亚的民主近年来也受到挑战，生存已久的政治结构在新的挑战面前显得能力不足。印尼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但是否有能力来推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那些依旧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社会，其民主或者民主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为严峻。这里最典型的是缅甸。在20世纪50年代，缅甸和斯里兰卡也被西方视为两个经济和民主可以一同发展的国家，但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斯里兰卡长期陷入内战，这些年才得以稳定下来，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缅甸长期处于军人政府的统治之下，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而文人政府（实际上是军人政府的“伪装”）也没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现在，缅甸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之中。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化，今天缅甸民主化仍然具有巨大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柬埔寨和越南，虽然具有合法的或者事实上的反对派，容易促成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但民主化能否带来政治稳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则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民主化的两个问题

正是因为亚洲社会民主和民主化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讨论中国的民主和民主化选择这个问题。

在民主和民主化方面，中国有没有选择？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逃避民主化的过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内部的变革，各种要素都在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其实，“要不要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个伪问题。首先，近代以来，追求民主一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民主始终是中国政治发展话语的重要一部分。其次，很多客观因素的出现也已经为中国民主提供巨大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民主不仅仅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是一种分配利益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再次，一些形式的民主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包括多种形式的民主实践，例如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等等。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中国是否需要选择自己独特形式的民主及其发展的途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强调反对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执政党的立场是关键的，因为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所要追求的民主形式。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中国最后的民主形式必然取决于执政党所代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社会是否接受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形式。不容否认，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形式和今天中国一些社会力量所接受的民主形式，仍然具有不一致性。执政党对中国的民主形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中，在反对照搬西方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合中国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过，“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这仍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群体则倾向于选择西方已经确立起来的民主模式。

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不一致性？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一些社会力量所定义的民主，都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导致了西方和中国在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也导致了中国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野。那么，具体说来，这种分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根源。

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

首先，在中国开始追求民主的时候，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并已开始把民主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输出。今天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是西方殖民地主义的产物。不过，西方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是不讲民主的，至多讲一些法治。西方国家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推广，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但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难发现，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希腊城邦国家所实施的各种不同政治制度或者制度安排，民主只是其中一种。从价值判断来说，他也并没有觉得民主有多么好，因为民主离暴民政治只是一步之遥。对民主尤其是激进民主的批评和反思，实际上也是西方学界的一个传统，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

但是，当民主被整合和提升成为一种代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时，就产生了一种“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挤在一起”的现象，也就是说，把西方所有好的东西都归结为民主。或者说，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里，人们倾向于相信，是民主政治带来了今天西方的所有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辉煌成就，和民主尤其是大众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民主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对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把民主视为必须追求的、能够使得国家强大起来的政治价值。中国知识界自近代以来引入了大量的关于西方民主的正面资料，而有意识地忽视了那些反思和批评民主的文献。这种有选择地引入的做法，很能反映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态度和价值评判。这种情况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改变。

其次，这种分野，与民主在中国是从无到有这样一个事实有关。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传统。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一些民主成分的，例如，分权、皇帝统而不治、地方自治等等。这些也属于民主因素，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因素的存在，并没有促成中国形成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把西方成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民主与法制”，相信民主在先，法制（治）在后。但西方的实际过程恰恰相反，是法制（治）在先，民主在后。有了法治基础，才发展出可行的民主。所有西方国家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都早已建立了有效的法制和法治。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激进的民主化，但由其形成的激进政治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态。真正促成法国进步的是大革命之后的“反动”，尤其是拿破仑时期确立的“拿破仑法典”和官僚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这才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但在中国，尽管许多人都追求民主，但一旦掌握政权，便发现原来所追求的民主过于理想，既实现不了，也很难用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执政者就要去寻找另外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手段。也就是说，一旦“民主”革命成功，执政者对民主的立场就发生变化。但一些社会群体的立场没有变化，这便产生了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这种情况发生在民国时期，也继续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般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即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在本国社会政治条件下、在当地政治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制度性结果，那么它究竟只是符合西方文化和实践的一种制度形式，还是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这里就引申出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否具有不同的民主观？即使在西方，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代表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模式、内涵只有一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他的文化传统，如儒家和伊斯兰教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东正教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欧洲形成了一条新的“文化冲突线”，这条线从欧洲西北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开始，延伸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再到欧洲中南部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这条线西边的国家大多属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范围，在这条线东边的国家则受东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基督教新教文化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天主教文化可以支持民主制度，而东正教文化传统则很难做到这点。在亨廷顿看来，未来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发生在这条线以东的东正教、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与这条线以西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统之间。

亨廷顿的文化决定论当时受到了很多挑战，其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不同意这种观点。福山著文《历史的终结》，提出西方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体形式，它不仅具有普世性，而且必然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就东亚民主来说，福山借用了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关于儒家文化研究的个别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王权儒家文化，代表的是专制文化传统，另一个层面是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这部分文化传统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文化相衔接。

福山据此认为，东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之所以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文化传统接轨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尽管因为此文而名声大噪，但此后几乎一直在修正此文的观点。近年来，有鉴于西方民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所面临的困局，他甚至开始出现批评西方民主的倾向。最近，福山在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称：“总体来说，在过去45年间，全球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自2006年以来，民主开始衰退……特别是2014年，民主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往往将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视为是不可验证的，因为很难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间找到因果关联。

除文化之外，另外一个广受强调和重视的因素，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鉴于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发达，很多学者试图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参与意识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有助于民主的发生和发展。

不过，这里马上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如果说社会经济基础是民主化能够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那么为什么在有的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其社会经济基础足以支持一个成熟的（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却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呢？再者，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如多党制和选举）来说，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前面我们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亚洲社会分成三类，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会，可以发现，这些社会，有些已经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些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中。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会都具有西方所定义的民主的特征，即多党制、选举、政党轮流执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是不一样的。人均国民所得（GDP）一万美元的国家或人均国民所得两千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化，但两个国家民主的品质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和平理性，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暴力和非理性。同时，民主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亚洲，一些社会在民主化之后，政局不稳，导致低度发展；一些社会则在民主化之后陷入了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原来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社会，民主政治无从形成有效政府，从而走向民粹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由于文化和民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学者们转而强调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对民主的态度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态度，民主化进程主要取决于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所做的决定，即他（她）是否抓住时机引导国家走向民主化。从经验上说，领导人的决定的确在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这又怎样呢？领导人可以促成社会的民主化，却没有能力决定民主的品质。亚洲社会并不缺乏对民主具有虔诚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们终身追求、践行民主，但并没能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之，那些对西方民主抱有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生前或者身后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们所批评甚至攻击，但正是他们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义。

实际上，对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响力的，是被西方有意和无意忽视的地缘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却把地缘政治这个关键的要素排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没有了竞争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也逐渐消失。苏联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中落败。正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大大促进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有效鼓励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把民主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如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20世纪末就预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将在中东、北非等专制国家发生。民主化的确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但不是内生的，而是西方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其他种种推动民主化的努力，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实现民主化。不过，结果又怎样呢？这些由外力推动的民主，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愿望呢？

民主化的几种趋势

今天，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大变动的时代。就民主来说，这个时代具有如下几大倾向或者大趋势。

第一，尽管西方仍在努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但也开始反思大众民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欧洲面临难以为继的高福利制度的弊端；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为两党互相否决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呼吁一个有效政府，但民主政治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同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问题，其外部影响力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又会反过来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因为后者往往是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产物。

第二，随着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相对衰落，非西方世界抵制西方式民主的力量不可避免会增加。西方力量的衰落意味着外在压力的减少，让抵制西方式民主的社会变得更有信心。而那些一直仇视西方式民主但又引入了民主制度的社会，主要是中东伊斯兰世界，更会主动向西方民主进行挑战，造成当地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未来如果失败政府增加，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第三，一些已经引入西方式民主的社会也会开始反思，并且修正西方式民主对本地社会所带来的困惑。从民主扩展的历史看，在非西方世界，当民主来到的时候，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期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民切身感受到民主不是医治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时，他们就会开始反思民主，修正其民主形式。当然，修正民主并不容易。一些社会陷入了“选举陷阱”，难以自拔；但也有一些地方则能够通过政治强人，纠正原来制度的缺陷。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这里，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和数千年的文明具有一致性。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其是否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和自己文明的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中国民主也会遭遇亚洲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局。

如果说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发生在政治上并不可行，甚至会导致政治的失败，那么不加选择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换句话，如果说民主不可避免，那么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赢得最终胜利的，是那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的社会。

2015年3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