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翻《资治》,瞥见一段,如下: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唐太宗)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观时下,不禁感慨。
本文标题: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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