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今天我把空空追梦老师的一个系列文章重新简单排版发在这里。空空追梦老师的这个系列文章我很喜欢，不过他的排版我读起来很吃力，前几天在群里开玩笑说“我要找时间把空空老师的精华文章盗版重排版发我自己号上。”嗯，今天就是第一篇了，如下是空空追梦老师的正文：
上篇
我喜欢《席德·梅尔的文明》系列游戏，虽然也是国家权力视角的列国纷争，相对于其他相类的游戏——比如已经死掉的《三国群英传》或《红警》等等 ——武力统一绝非它唯一的通关方式，有更丰富的玩法。最新的（应该说去年的）《文明6》较之前代产品，取消了不怎么现实的外交胜利——联合国投票那玩意能当真？——而没有加入之前谣传的经济胜利方式。这很好。因为，交易只有双赢，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攻伐。如果有个国家经济失败了，那一定是他自己阻断了干预了贸易，使他失败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经济获胜者，是他的愚蠢打败了他自己，而不是善用经济，自由交易的邻国。
文明6没有加入经济胜利与取消外交胜利一样，让我持续的喜爱这款游戏，也是我唯一一款还在继续玩的游戏。
经济不是战争，没有那种辉煌的将敌人打落尘埃的胜利，只有失败——因为自己的愚蠢。贸易是双赢的，阻断贸易是自害，这是我反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立场。由于相关问题牵扯了很多情感因素和历史争论，为了避免这些困扰，在经济学论述中我将以A国、C国这样的例子来进行经济学讨论。
正如文明6中的列国纷争是与现实无关的架空世界，然而客观的规律和政治现实，在戏里戏外都是通用的，完全与现实脱节的游戏，谁会喜欢呢？
贸易必然双赢 国际贸易不特殊
关于单边自由贸易的好处，人类有史以来最会写文章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巴斯夏已经有充分的论述。这一节的内容，基本是对他《经济学诡辩》中一些精彩文章中经典论证的重复，毫无创见。
关税是贸易的障碍，巴斯夏生前并非无政府主义者（死后呢？你问我？），并不反对一切税收，他认为税收仅仅应该为了支付政府所需的费用，而不应具备调节功能。如果政府的存在是完全为了国民的福祉的话，关税就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保护国内企业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贸易是双赢的。
我们上班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花，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对钱一无所求，没有消费的欲望，那么就算我们还要追求工作岗位，也跟去健身、游泳一样，没有需要领工资的道理。如果我们工作效率更高，我们的企业更新的设备，提高了生产率，那么对一切需求者都是好事情。因为某种商品更丰盈的结果就是更容易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在价格上的体现就是更便宜。反之，其他人的生产进步也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可以更便宜的买到他们的商品。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们要再三强调，交易是双赢的。如果交易不能比自给自足带来更高的价值，人不会出去交易。毕竟去赶集上市场也要耗费时间。国际贸易也是一样，如果与国外客户交易带来的利益，不如将商品卖给本区域经济体内的购买者，国际贸易不存在，至少不会存在专以跨国贸易为业的行业。
我们1985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应该还保有市场交易不发达时候的记忆。家里人去出差，都会带来很多本地买不到的土特产，回来后串门送礼，孩子们都很高兴。然而，今天我们再去外地出差就会很踌躇，很难买到什么能令亲友新鲜的土特产。要么是在本地能够轻而易举的买到，要么就是因为物理条件所限带不走。贸易的发达，让我们能够分享不同地方的人先天（地理位置或历史因素）具备的优秀禀赋。
国际贸易没什么不同，今天，我们可以分享新西兰充裕的阳光肥沃的草场给牧业带来的好处，喝到新西兰的优质牛奶，全是国际贸易的功劳。如果没有贸易，新西兰人民会更方便更便宜地享受这些好处，现在有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分享这些好处。相应的，新西兰人民也用最大发挥自己的优势，将好处分享给世界的方式，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世界各地的好处。
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无论我是否善于放牧，有没有草场，只要我想喝牛奶，我就必须去把我有限的土地——哪怕是不适合牧业的——分出一部分来作为养牛所需。哪怕我能种一手好庄稼，也在完成我自己所需之后，就停止种植，用自己的时间去做我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养牛挤奶工作，因为没有市场交换的存在。市场交换就是让每个人可以把他最具优势的天赋、地利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去，贡献他人，回报自己。
关税已多余 关税对等更不必
在这种交换中，竞争导致的失败，并不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如果你理解一个人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为自己生产，他采用了错误的低效的生产方式，耕种他的土地，喂养他的牲畜，那么他会遭受损失乃至挨饿。那么在分工条件下，采用错误的方式为其他人生产，结果是赔本，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饿死，要么改变生产的方法，要么改换种植物或牲畜种类，以使自己免得挨饿。
那么在市场分工下，一个行业的市场被国外产品冲击——他想按照市场价卖出货物就会赔本，而国外的生产者还有钱赚可以继续盈利。所需要做的与自给自足状态下又有何不同呢？寻找更好的生产方式或更适合自己的行业。
一般而言，即便没有关税的阻隔，跨国贸易也要比国内行销投入更多资金。地缘带来的交通费用，不同国家法律不同，带来的运营成本等等。可以想见，这个阻隔越大，投入的费用越高，就越需要利润来吸引国家贸易商。就好像交通不便穷乡僻壤很难有足够丰富的商品供选择一样，国际贸易也一样。如果不能比其他地方带来更高的收益，只有在其他地区竞争激烈，赚不到钱，在现有价格上需求相对饱和，才会有商家愿意将商品贩售到那些穷乡僻壤，因为这样做要为了路途搭上额外的费用。关税，就好像是在商路上架设了一座需要付出相当于税率那么多的费用，才能得以翻越的高山，它不必然提高商品价格，但一定降低商品供给。
采用这样的手段保护国内产业，就相当于牺牲了那些，本来可以用更低廉价格满足需求的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来使落后企业能继续经营。一些消费者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国内企业的商品，而另一些消费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进口商品获得满足，现在无法购买。关税保护是建立在消费者的痛苦上的。
我们同样更不必担心某国没有任何擅长的领域，所以一定要保护。参与国际竞争的门槛并不是那么高，不是要求一定要在某个行业全行业第一才可以。
还是以牛奶为例吧。新西兰、黑龙江完达山、辽宁辉山三个地方，在养奶牛的自然禀赋差距很大，但并不是说辉山、完达山不如新西兰的条件就不应该发展牧业了。当消费者对牛奶及奶制品需求旺盛的时候，即使是很差的奶牛养殖基地也会有钱可赚。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牛奶需求骤降，或者新西兰采用新技术，供给能力大幅提高，这个总之供需关系变化了，就影响到价格，最终很差的牧场继续生产就要赔本。这个时候它应该考虑改变生产方式或转行。反之，由于世界对奶制品需求大增，本来不适合养牛的地方，养牛也会有机会。
发展什么行业赚钱？企业家的利润就来自于对未来经济的判断，他把资本投入到正确的行业中，满足了人们迫切的需要，利润就是其奖赏。
所以即便两国之间交易，有一方采取关税政策，也不能作为另一方同样采取关税报复的理由。因为关税没有伤害出口方，而是伤害本国的黎民。不但消费者受到伤害，哪怕被保护的生产者也“被迫”——虽然不免满心欢喜的——继续或是采用落后的生产方式，或是继续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贫瘠的生产，哪怕是溺爱实际也是一种伤害。
如果一个产业仅仅需要一段时间保护，就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那么保护不需要，如果没有其他的更迫切的资本需求，这一未来盈利的预期足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融资、接待来解决暂时无法与国外同业竞争的亏损。所以，关税对等贸易战，是好勇斗狠。这种斗狠并不象我们东北一些酒懵子喝大了往自己身上插刀比谁狠那样正派，更像石崇斗富般两个奴隶主比拼烧自己的奴隶。
一定会有朋友说，这种古典的经济学观点已经过时。不错，今天不再是巴斯夏时代，政府的职能和职权也不幸的全球性膨胀。但是，巴斯夏当年的洞见在今天的现实中依然有效。虽然有个诸多干扰因素，人类的经济生活和交易的本质没有变化。在下一篇，我将谈到贸易逆差、补贴以及法币权力的相关问题。
中篇
如果说上篇是基础的古典的经济学分析，本篇将涉及更复杂的内容，也包括为什么中国造不了芯片，等问题。
贸易平衡与法币时代
接下来，我们谈贸易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巴斯夏时代格外可笑，因为那个时代的货币是金银，国际间贸易结算也同样是用金银结算。这样国际贸易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交易，当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后，交易达成账目平衡，不会存在失衡的问题。作为货币的黄金归根结底不过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不存在失衡，而仅仅是黄金出口国。
黄金的主要用途是交易，黄金是财富的象征，是因为它能买到所需的各种财货。而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需要把黄金交出去换成资本品或消费品才能达成目的。如果一国人民爆发了投资创业的热情，在国际分工发达的领域，货币大量外流是很正常的。想赚钱先花钱。
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限制货币外流，首先会限制本国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意义在交换，限制货币外流就限制了货币的一部分职能，虽然黄金还是那个黄金，被限制的黄金与不被限制的价值不同，重商主义自然导致财富缩水。
今天不再是黄金的时代，主流流通货币是法币。虽然国际贸易还是买卖双方的交易，但政府作为发币行或发币行的幕后老板，势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交易中来。这使得交易不像以往那样纯洁。美元也好，欧元也罢，人民币也罢，都是脱胎于债务，至少在美联储这类央行的资本负债表上，法币名义上是待用货币归还的负债。但当法币与黄金脱钩后，这种债券就变得非常玄虚。
当统治者法定确认的法币在统治区域内流通的时候，统治者的工具央行没有任何负债的压力，只需要统治者的法律保证法币在区域内有效流通，强制使用法币结算即可。但是，当法币流通到国外，就有兑现义务。没有黄金挂钩了，法币是个本体论意义的怪物，这种兑现的意义就是可以用来购买该国的东西——按照持币者的需要。
所以，在法币时代，在国际贸易方面，纸币的信用取决于两点。1、法币发行国的经济地位，是否有足够多的人们所需的东西可以购买。2、法币发行过的信用，我一歪果仁拿你发的票子——一种债，能不能在你国买到想要的东西。
历史上，A国的生产力水平最高，贸易相对于其他国家也最自由，所以A国货币成为法币时代的国际货币。这不是军事竞争的结果，而是国际贸易的一种自然选择，也可以说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政策自由度竞争的结果，仅仅归因于船坚炮利，未免单薄。
然而今天，A国开始用平等贸易、反垄断、反倾销、违约、与流氓国家交易等等各色理由，来拒绝或限制那些拿着A元上门找A国企业买东西的人，限制流出在外的A元的购买范围，哪怕仅仅是针对个别一些持币者，实际上是对A元信用的伤害。加上A国之前一度在国内也加强经济管制和税收（没收）政策，A国生产力和资本积聚受到了打击，生产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A联储缩表提臀，紧缩它通胀的肛门，A元价格走弱也不奇怪。
那么有人也许会说，A国经济疲弱，不正是因为单方面自由贸易，过高的自由度，导致那些对货币干预力更强，拒绝“门户开放”的国家占了便宜吗？C国由此成了最大的A债持有国，难道不是A国衰落的原因吗？要求贸易对等有何不可？ 下面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些政策救不了A国的窘境？我们接下来分析。
法币困境：先天病魔在胎中
前面说了，法币时代让国际贸易从买卖双方的事情，变成了与他们采用的货币法币行相关的三方交易。这使得统治当局对贸易的控制力大大加强。由于经济全球化，这种统治力加强到一个非常滑稽的程度。比如两家A国公司之间并购，由于都有C国业务，也需要C国商务部批准。
而一般交易中，统治者的影子更是无处不在。C国的商人卖给A国商人一件商品，A国买家付给C国卖家的是A元。这个A元C国商家只能存在银行的A元账户上，如果有强制结汇制度，就会直接给你换成C国法币，这个C币是谁的？新印的——按照官方汇率。即便停止了强制结汇制度，也会有或成文或不成文的做法，鼓励你结汇。反过来，如果C国客户想要买A国的东西，则需要把C币交给C国央行，然后付出A币给A国卖家。
A国对C国逆差，与上面所说的黄金流出并无区别。但区别是这次流出的是A元——一种纸质印刷品。既然A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流通性，所有国家市场都对A元开放，各国统治者追求A元，A国出超很正常。所以即便之前连年大放水，A国日用品、消费品的价格没有剧烈上涨，因为很大一部分多印的A元都被国外消耗掉了。只有无法进口的土地、房产价格大涨。之前的两房债券引爆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行情下对投机的干预导致的。
这里不过多的纠结通胀的事情，这个问题更复杂，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总之，我想说的是：A国出超，这是国际法币体系胎里带的病根，不是限制贸易所能解决的。
A元是国际货币，A元也是统治者及其法币机关央行的负债，大量债务流出在外，对统治者也是威胁，特别在国内生产力下降的情况下。这是导致A国当局缩表，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也即是限制A元流出的原因。但这种做法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扬汤止沸于事无补。更糟的可能是加剧危机，乃至A元丧失信用，国际纸币体系轰然垮塌——但这也是好事，不是吗？——后果多严重，一次世界大战还是饥荒？要死多少人？难以预料。
这是问题的本质，A元与黄金脱钩时已经种下孽因，而之前的权利当局对国内经济的干预政策，又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当法币离开了诚实货币，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与所有谎言一样，为了维护它，只能撒几何倍数的谎言，但谎言越来越多，被戳破的那一天就越来越近了。如此而已。
上篇文章被转载到微博，有人提出了这不单纯是经济的问题，这是政治的问题。但政治的竞争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帝国的统治者是否遵循规律行动。就像《文明6》想要快速胜利，就要正确的理解其玩法，按照相应的方式操作。依照经济规律，法币从与诚实货币脱钩，或开始用部分准备金的方式为统治者眼前利益服务那天开始，就已经预约了它的毁灭。真实的世界不是《文明6》，不能存档回档重玩，只能继续向前。
这篇文章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说限制贸易是无用的。这就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我们暂时摒弃政治上的是非，从这方面说说在法币环境下，单方面开放和逆差的问题。
贸易干预很多余 干预对等更不必
上篇提过，自由贸易让世界各地的人民，可以共享其他地方优质禀赋带来的好处。举得例子是新西兰的牛奶。当然还有牛肉、矿藏等等等等。其实人力也是一样的，有些地方的人特别勤劳——劳动负效用克服能力较强，能够忍受低薪水长时间工作，也是一种禀赋。自由贸易，同样会把这种禀赋与世界共享。我在这里说勤劳优势，而不是重复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谬论。
勤劳是能承受长时间劳动或低工资的禀赋，与人种基因未必相关，但却是一种文化特性，它可能会随着文化的变迁或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改变。富士康生产线上勤劳的小妹人权甚至不比秦晖教授更低，她与富士康的劳动协议是自愿交易。奴隶才是低人权，哪怕是登堂入室的高级奴隶，它没有能力拒绝主人的差遣，他没有脱离主人的能力，并不像富士康小妹一样可以随时把工装甩到工头脸上背起行李走四方。勤劳即使工资低，因为是自愿交易，双向选择，劳动生产率能够保持。贫穷而自由的人更愿意发挥创造力，以提升自己的境遇。低人权则极大地抑制被奴役者的劳动积极性，更抑制创造力。
话题扯远了，因为下面要论述的内容很可能导致误会，而我又素来非常恶心秦晖教授，所以不惜多打一些字以澄清。这里首先反对的是，那些借口国内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而认可美国贸易战的弱智一派的观点。
富士康小妹愿意接受这样一份工作，是因为如果她不接受，其他的选择更糟。富士康愿意把工厂设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如果工资上涨到美日同样标准，那么他还要在中国建厂做什么呢？所以面对劳动法，它的选择是机器人，而不是提高工资。这种干预是对其声称的保护对象“被剥削的工人”最大的伤害，结果是本来有希望提升生活品质的小妹，被迫回到更差的阶层，生娃带孩子种地劳苦一生。
回到贸易失衡的问题。如果因为C国人的勤劳，而贸易不断逆差，那么与新西兰的优质牧场一样，是C国企业勤劳的劳动力带来的好处，通过国际贸易与全球共享。这当然是好事情。而如果C国人对美元这种印刷品有特殊的偏好，愿意进口，也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怎么用钱是人家的课题，怎么赚钱，怎么取悦有钱的人，才是你A国人的课题。
但问题是种种迹象表明，C国人并不全然勤劳，也不全然是因为C国人喜欢美元。交易中间还有个C国当局在中间。C国人可能并不能随时自由的使用它们的商品换来的A元。暂时不考虑A国当局截留A元的用途，总之并没有用A元换回足够多的资本，否则顺差会平衡，而不会有天量的外储。这样的结果就是C国国内的C币越来越多，通胀加剧。而由于C国进口被限制，出口被鼓励。对A国有两个影响（这里不考虑其他B、D、E国只考虑两国，这样的简化只会使这种影响变得更大，而不会改变这种影响的本质）：
- 第一个影响就是，财货输入，价格降低，物价降低，物质丰富。
- 第二个影响就是，由于价格下降到A国同业无法接受的水平线上，A国相关行业萎缩，或仅仅剩下定制化程度高，C国无法与之竞争的领域。
对经济的影响，最终是反映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既然A国企业因工资水平差别无法与C国同行竞争，资本要么撤出这些行业，进入C国因地缘因素无法竞争的行业，比如房地产、文化娱乐、服务业等等。要么资本向上攀升，进入高科技领域——高科技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抵消高工资带来的财务成本负担。
相应的，这种结构对C国的资本结构也有重大影响：
首先是抑制工资增长，同时也必然抑制资本向实现更高生产力的高科技领域投资。
工资的谈判是一种价格谈判，供求双方有可能达成合约的话，最终工资一定是在雇主最高出价之下，雇员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之上形成的。这个工资标准的形成是基于谈判时物价，也就是钱的购买力。
当劳动协议签订那天起，由于通胀，员工拿到的实际工资就在不断降低。如果没有更好的机会的信息，直到员工意识到实际工资已经不够花、不可忍受，才会辞职。而市场价格的调整周期要比工资调整要灵活得多，通胀对企业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这样抑制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因为雇工便宜。自然，创新产业投资也就受到抑制。投资集中于保值的地产，然后通过抵押得到银行信贷，用信贷投资，信贷扩张又导致再通胀。
第二个，鼓励出口经济。
因为通胀不是均匀发生的。拿到新钱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往往能按照通胀前的价格获得财货。只有当低价卖家供货被吃净，市场价格才会上涨，卖家才会普遍提升报价。这样即使没有或明或暗的出口创汇补贴，通过结汇先拿到新钱也是一个巨大优势。绝不能说所有的通胀都是外贸企业发起的，但是外贸企业就跟特权企业一样，是新币的发动机之一，第一手拿到新币，在竞争中更具优势。
在这种情势下，资本不容易纵向发展，也就是抑制向生产的高层阶段的投资，而是让资本更青睐短平快的消费端项目。
我这里说远端或高层阶段的意思，是说那些离消费层比较远的产业。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但生产是未来消费品充裕的保障。芯片的研发、人工智能算法的研究，可能并不能直接被消费者消费，但却可以提升未来的生产率。但同等条件下，资本总是偏爱短期获得回报的投资方式。
A国高科技投资比重高，因为轻工业制造业无利可图，C国供应更便宜。C国资本无力投入高科技，是因为既然肩负了大半个地球的制造加工业，市场广大，总是有利可图，没必要去创新领域冒险。只要你熟悉某个行业的情况，对比下两个国家的同行，会发现这种特点在各领域广泛存在。
这种被扭曲的分工也是市场的反应，但与黄金货币时代一样，一国的贸易壁垒不会伤害它的贸易对象只能伤害它自己。
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自更自由的资本，A国消费者坐享低廉的物价同时，在高科技和文化方面引领全球。如果没有A国当局在福利主义上的大步跃进，就业不会成为长久的问题。从任何方面看，限制资本向创新领域投放的C国更为堪忧。对资本的干预导致的是创新能力的匮乏。就算A国实施自由放任政策，允许C国购买A国公司的技术和股份，也仅仅是扬汤止沸。只要C国仍厉行干预政策，趋势就无以改变，创造力就继续被束缚。
A国掀起贸易战，首先伤害A国消费者的福祉，用关税将便宜的消费品拒之门外。要知道有C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它的黎民可以忍耐如此高强度的干预，辛勤劳动，同样是他国的福祉。
其次，限制科技公司转让其技术，实际上不但限制了C国消费者分享A国高科技的好处，而且不利于A国企业收回资金进行进一步研发。最终破坏了全球分工合作给各方带来的好处。如果将新技术卖给C国，不是能更快的提升其生产水平和出口能力吗？A国的消费者不是能买到更廉价的商品吗？交易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权力机关横插一脚，非常讨厌。
市场经济，利润是指挥棒，生产者为了利己的目的而行动，但如果背离了市场需求，就会赔本。自由市场如此，被权力扭曲的市场在一个阶段同样有这样的性质——权力机关成为能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超级消费者。然而，权力虽有移山之力，也不能阻挡客观规律的纠正。
关于货币通胀周期的问题很复杂，总之，通胀带来的景气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危机就是代价。这确确实实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跟《文明6》一样，是帝国争霸，在这个角度看，似乎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可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
下一节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批判特朗普的贸易战。
下篇
经济问题与政策问题
国际贸易以及对它的干预，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在经济学中，“国”没有位置。贸易就是贸易，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愿交换。衙门是明确的组织，有自己的财产，可以作为交易主体，比如政府采购，但“国”不可以成为交易的主体，因为它不是有目的的组织。
举个例子，国营医院干诊病房通过政府采购招标买了一包美国尿不湿，给高级干部使用。这是为了服务老干部，也符合衙门的利益，是衙门用自己的财政收入，去为了满足本组织内部机理的需求来做的事情，但这跟“国”没有关系。我给我外公买了一包尿不湿，是满足我关爱亲人的需要，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与衙门也没有关系。无论显赫的老干部，还是我外公一介平民，都不是为国拉屎。
国不是个人，也不是个人有目的形成的有具体的人负责决策的组织，而是一个群体概念，它没有统一的目的。一个有目的行动经济主体才可以有财产，才会去支配财产，而交易是主体之间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有目的的自愿的财产交换。所以至少在经济领域，国际贸易并不特殊，所以也不用单独拿出来在经济理论中单独论述国际贸易理论。
然而，当我们谈到实际世界中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国际贸易又确实是与国内贸易不同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秩序，从来没有不受干扰的实现。类似特朗普贸易战之类的事情，从来不是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在权力背景下的特殊领域的经济活动。它不但跟任何交易一样，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还要面对统治者有目的的干预。这样，在分析贸易战这样的问题上的时候，我们不能无视对统治者的目的-手段的分析。
政治行动与人的行动学
米塞斯一句“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拓殖了“人的行动学”的疆域。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中最发达的分支。经济行动中的人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价值的实现，手段是交易。故而，经济学又叫交换学。
当我们用经济学的理论——正如本文前两部份的论述——来评价统治者的行动的时候，经常会被冠以“不通世故的书呆子”的名号。那么一个很清楚的共识——经济学不能囊括人的行动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行动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用人的行动学来分析统治者的行为。
统治者的行为目的是追求权力，相应的市场中的行动人的行动是行使权利——交易财产的权利。权力是一定在权利（也即是财产权）之外的，否则它就是权利或财产权本身。
人们对权力的定义往往混淆了一些权利的特殊形式。比如影响力和关系财货。影响力（或权威、威信）仅仅是一个人通过树立权威，让其他人自愿遵从自己的意见。正如一个企业树立品牌，成为名牌产品吸引消费者无脑买买买。这跟权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领域。而“关系财货”则是一种人际关系被认为有价值，于是具有了财货性质。比如员工为讨好上司而愿意付出劳动合同外的一些辛劳代价，就跟男人追妹子时自愿被支使和花钱一样，并非一种权力，而是一种经济行为——财货是一切被行动人认为有用的行为，无论他付出代价是否一定会遂愿，只要是自愿的就是经济行为。
如果权力这个词不能与权利作很好的分割，那这个词是混沌的，使用这样的混沌定义的人要么是对权力的本质认识不清，要么是恶意的权利相对论者。下面，为权力作一个清晰的定义。
权力就是谋求侵犯他人财产权，又不会受到社会反抗甚至杯葛的特权。它是通过符合这一时期社会一般成员的观念形态建立的，也随着观念形态的变迁而变化。政治行动的原则，首先是确保权力的持续有效，要么固守旧有的传统观念形态，要么谋求构建和诱导未来的观念形态向自己有利的方面转变。进一步则谋求权力的扩大，当它谋求权力深度的扩大，则必须改变现有观念形态，如果谋求权力地理范围的扩大，则在外交方面体现出帝国主义特征。保守主义的权力观念缺乏进取性，然而权力建立在侵犯人的产权的性质并无变化。
统治者或在野的统治者的政治行动，一定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否则就不是一个明智的、技术上合格的统治者，其行动就是失败的政治行动——如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末期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正如人的行动学不会研究目的背后的心理动机一样，经济学知道人认为财货有用就可以了，更进一步的因果，也就是人内心的因果是心理学内容。统治者追求权力的动机，是纯粹的心理满足还是对人民的爱，还是其他自利动机，也不是人的行动学意义的政治行动学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主导着国际秩序、制定国家贸易政策、限制贸易、使国际贸易看起来更特殊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的这些行动都是政治行动。正如在文明6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是虚拟的统治者，当他造了一个商队，面对与国外交易还是国内交易的时候，即便前者能带来更多金币，玩家也会为了最终的胜利而作出其他选择。
从统治行动学角度看贸易战
教条的社会主义者把战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是垄断资本的工具。这种列宁主义的原版滥调今日已经很少见，但转化为军工联合体、利益集团、影子政府、罗柴共济会之类的神话。
在贸易战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贸易战是国内资本主义的要求。现实主义学派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历史上资本家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由资本家策划战争。我认为，贸易战同样存在这样的误会。因为，贸易是双赢的，贸易战首先危及商人的利益。一个行业一个群体，总会有个别的人谋求利用特权，但这是对权力的借用行为本身，并不是贸易战的主因。
统治者的行动都是为了扩大或保守（预测如不行动，未来权力岌岌可危，所以还是扩大）其权力，特朗普对中国贸易的“战争”同样是如此。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对他成功连任有好处，这是基于他对美国大多数选民的观念形态的预估。而这种观念形态，又是受到错误的经济学引导的。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就是明智的行动——它将有助于其权力的扩大；反之，就是失败的行为。
在这里政治行为与经济学、物理学的理论上的正确与错误并不完全相关——在蒙昧时代国王同意为了自然灾害杀人祭天、烧女巫是政治行动学上明智的决策。
回到A国与C国的外贸不平衡问题上，A国之前一直实行着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这也许与当时的统治者争取国际权力的策略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A国的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上，无法接受更多的贸易管制。贸易越自由，统治者就越没有存在感，彻底的自由贸易连税都没得收，自然就没有什么权力。
从A国的历史上，每一次更多的束缚，都借由战争而加深，通过新的干预，导致经济危机，再用错误的经济理论背书，诱变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然后增加新的干预政策，到了今天，A国统治者虽然在国际上有诸多权利被称为“副上帝”，但在在国内的权力还是比较小的。
C国则与此不同，与A国相比它有一个更封闭的起点。从禁止贸易到不断开放，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统治就难以为继。而现在还没有足够开放，不允许自由兑换外币，严控资本流出。是因为，C国人可以接受这样的统治，有这样的人民是统治者的幸运和福祉，自不能轻让。
具体而言，对C国统治者而言，贸易控制对内可以增加权力的控制力，所有资本进出都在监管之内；对外则有利于C国统治者权力的扩张。
不断追求出超，C国统治者手里的A元就会越来越多，这笔钱是不会“闲置”的。各国公布外汇储备，A元资产、B元资产、C元资产，往往大部分不是A元、B元、C元资产本身，而是用这些外汇标价的债券，比如国债。C国从不公布外汇储备的具体结构，即使公布了也很难验证。所以，只要出超持续，C国衙门就控制着相当大的购买力。用来借给其他国家，可以换取在不发达世界的权力扩张；即使用来消费，也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国企或相关企业运用，买谁不买谁不完全按照经济规律来选择，而是寻求政治权力的扩大。
归根结底，这种权力对外汇的欲求的基础，是用法币替代商品货币、诚实货币后的恶果，这里有诸多的产权黑洞。比如C国人辛辛苦苦生产出的商品卖给A国换来外汇，但是不一定属于C国赚外汇的人支配，他已经有了C元，高高兴兴的走了。统治者获得了A元，付出了C元，但这个C元并不是他们赚来的，而是“合法”印出来的，按照当时的汇率印出来。而汇率就像股市交易一样，是各国货币的价格，价格的形成与供需相关，那么如果它作为C元的垄断者，就可以操控价格。
虽然他不能操纵价格的同时操纵交易量，但已有更大的空间。更不要说，他还可以将A元借贷出去，只要出超持续，这一做法产生的恶果就似乎不会显现。但正如上文说的，经济规律是客观的，恶果存在只是谁来背负的问题。对资本结构的扭曲和生产力的抑制，问题正在不断显现。但这与A国统治者和人民无关。
上一篇文章说了这种局势带给两国经济结构的影响。最终回到贸易战的背景上，A国积累了贸易逆差的问题。原因之前说了，A国成为法币时代的世界货币，所以各国需要更多的掌握A元是很正常的。尤其是C国上面说的这种情况，更需要蹭车A元权利。C国其实是有想买的东西的，就是技术。然而A国又限制出口。很多技术不是A国企业不想卖，而是被禁止。这首先损害的是A国企业家的利益，而且也毫无必要。
上篇分析过了，只要货币政策没有变化，C国不敢给国际贸易更多自由，那么创新能力永远被抑制。A国企业通过卖技术，回收资本，可以进行新一代技术的研发。C国蚁民得到了技术可以更好更高效率的为全世界提供低价商品。皆大欢喜，大法币体系还能延续500年。所以从统治者的行动学上，我也不认为A国掀起贸易战是明智的。
再说说有幻想说A国对C国增加贸易壁垒能促进C国开放，所以要支持的说法。不要说A国统治者用政治权力为你C国被统治者谋福利过于玄幻。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C国人没有自由，是因为普遍错误的意识形态作祟。这不能靠A国解决。这种贸易战更现实的结果是，反正你们这么好欺负，付给A国一笔钱就好咯。罚罚款就凑出来了，以后再说以后的，被虐的还是你们这些乖孙子。
无论是所谓民主的制度，还是专权的制度，统治的持续都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的。代议制的统治者如果做了不明智的行动，就会丢掉选票。专权制的统治者如果不明智的行动，一样要面对失去统治地位的威胁。而同时，它们与经济上的行动人一样，对权力的欲求有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现实国际政治就是比《文明6》剧情复杂千万倍，但本质并无不同的权力争霸。
自由主义者忧道不忧贫
经济并不决定政治，政治往往高于经济，这句话是指对于统治者来说，对权力的考虑优于对经济理论乃至自然科学理论的尊重，是对权力的关切主导着统治者的行为。但绝不能不加前提条件的说什么政治高于经济——经济高于政治也一样。
统治者的某一行动对他自身而言是不是明智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更自由的贸易还是会有利于每个人的长远利益。人类社会的富足依赖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未来的富足依靠更自由的生产，有赖于自由的资本和自由的消费；政治行动的结果仅仅是改变现在财货的分配，并扰乱资本结构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的步伐，即阻碍资本结构的自发优化。
战争还是和平，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都是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就像水灾地震一样需要我们来克服。克服政治行动带来的灾害的办法，也与克服水灾地震一样，依靠科学正确分析灾害的机理，然后去寻找避险减灾之道。
统治的基础是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迷信，使统治成为可能。一个深明大义（王道）的统治者会以权力的增减作为行动的目标，否则就是在否定其自身，乃至于被他所依赖领导的次级统治者、候选统治者抛弃。了解了这一机理，就不应该把用正确理论说服统治者和上层贵族——以及学术贵族，作为行动的手段，而应该将正确的理论向更多人述说。
故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必须坚定的批评特朗普总统对贸易的干预政策，必须毫无前提和妥协的反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平衡谬论、美国优先的口号等各种愚弄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工具。即使我们改变不了现状，我们至少可以沿着米塞斯、罗斯巴德、荣保罗的路，为每一个错误政策加上正确的注解和谴责，做一个悲哀而正确的历史学家，记录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悲剧，它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和现在发生的灾难和贫瘠。
我们应该理解，经济的富足、未来的美好，需要直面观念的战争。一个有幸理解了正确的经济观念的人，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正当的理由，为了或有或无的小利，曲学阿世。即便真的成功，也是沙上建塔，因为你的妥协促进了观念形态的恶化，必将快速瓦解。
关于贸易战的“文明6”系列文章终于写完了，文章分三篇，上篇是纯粹的经济学论述；中篇是在法币体系的强干扰下的国际贸易体系下贸易战的影响；第三篇是从政治行动学基础上看贸易战。
空空追梦老师是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之一，他在完成这个系列文章后还补充了一篇《市场分工、贸易封锁与世界和平（兼文明6系列文章答客难）》。空空追梦老师的公众号名字是“米塞斯骑士团”（HelloMises），他最近在写一个关于“税”的系列文章，非常精彩，大家也可以扫二维码关注他的公众号。至于开头说的“盗版”当然是玩笑，发这篇文章前是经过空空追梦老师同意的，关于“版权”的问题，有时间再跟大家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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