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38：“由表及里”还是“表里如一”

《道德经》38：“由表及里”还是“表里如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真正具有显明德性的人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因此才是实际上的有德。不具有显明德性的求德者表现为外在的不离于德，所以实际上没有达到有德。真正具有显明德性的人顺应自然体现为没有功利心的无为。不具有显明德行的求德者以欲求心顺应自然而有所作为。崇尚仁的人有所作为却没有功利、企图心，崇尚义的人有所作为企图以义自居。崇尚礼的人践行礼得不到回应的话，就会卷起袖子试图牵制他人。所以由此可知缺失了道才崇尚德，缺失了德才崇尚仁，仁缺失后才产生了义，义缺失后才开始崇尚礼。所谓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是动乱无序的祸首；所谓的预言、预判者，不过是道的虚华表面，是人走向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以忠信敦厚立世，不甘居轻薄；追求本真朴实，摒弃华而不实。所以，应当舍弃轻薄虚华而取法朴实敦厚的根本。

孔子所处的春秋，礼乐制度虽然有崩坏的迹象，尚且还可以缝缝补补，所以，孔子选择以“天之木铎”为使命，崇尚“克己复礼”，希望由表及里地恢复礼乐制度的往昔风采。

作为老子原型之一的詹何身处战国时代，此时的礼乐制度已经像一个烂透了的梨子，从里到外都千疮百孔，完全没有修复的可能和价值了。《道德经》由“德”而“仁”，由“仁”而“义”，由“义”而“礼”，分析了“礼”的来龙去脉。试图颠覆孔子“由表及里”的文明匡复思路，对作为“乱之首”“愚之始”的“礼”进行根本上的源头治理。提出了“取彼取此”——舍弃轻薄浮华而取法敦厚朴实的“道”作为根本的治理思路。

“德者，得也”，循道而行，自然有德。以不同的方式行道，可以有不同的德。处无为之事而怀不欲之真朴，也就是“无为而无以为”，可以抵达“上德”的境界，显明出真正的德性来。起心动念后，依照心念循道而行从而有所作为，可以抵达“下德”的境界。

《道德经》的“上德”“下德”与《中庸》的“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神韵相通。“上德”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自然“无为而无以为”，能够显明出光明的德性来。“下德”者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自然“为之而有以为”。只能求得不远离光明德性的“下德”。下德“不远于德”，实际上就是形式上的“德”。

连“不远于德”的形式上的“德”也不可得时，只能退而求其次，求取主观感情上的爱人之仁。不求有德，只求不失人之为人的本性——爱人，这便是“上仁”。连“仁者爱人”也不可求时，只能求向身边榜样学习的“义”，孟子讲“义者，从兄也”就是这个意思。连身边的榜样也无法学时，只能凭借维持基本秩序的“礼”来不失人伦。《礼记》讲“夫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已经是人伦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了，突破了这道屏障，便是变乱的开始。

《道德经》认为“礼”是忠信缺失的外在表现，是动乱的根本发端。是自认为有预见性人的自以为是，他们奉为圭臬的“礼”实际是“道”的浮华表象，这种近乎自专、自用的认知，可以说是愚昧的开始。所以，与其在浮华表象上下缝缝补补的功夫，不如向本质上求突破，在表里如一上下功夫。

觉察、体悟“道”，信从、持守“道”，循道而行，由此而得的“上德”也好，“下德”也罢，都好过对已经只剩下表象意义的“礼”的修修补补。

“由表及里”还是“表里如一”，不同处境里的行道者，当然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