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0日，卡兰尼克的“乔布斯式回归”梦想遇到了最大的法律障碍，Uber投资人Benchmark Capital一纸诉状要将他从公司董事会上踢开，并进一步削弱公司创始团队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
没错！就是这家投资机构在不到两个月前联合其他四家投资人意外逼宫，将卡兰尼克从公司CEO宝座上拉下马，但卡兰尼克被迫就范辞任CEO的时候留下了董事职务。
即便嗜诉如在美国，VC股东起诉如Uber这般规模的创业公司创始人也是非常罕见的案例，毕竟任何VC都不希望在创业圈给人留下对创始人如此不友好的形象。这桩官司让该VC股东跟公司创始人之间彻彻底底地撕破了情面，暴露出投资人与创始人卡兰尼克之间针对CEO接替人选乃至公司控制权的激烈冲突，更让以卡兰尼克为代表的公司创始人团队把持公司控制权的内在机制公开在世人面前，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直播案例供创始人和投资人学习和警醒。
1.Uber无懈可击的创始人控制权
在《切勿矫枉过正！Uber创始人被炒之后，再议创业公司的控制权》文章中，简法帮跟读者分享过，Uber创始团队沿袭硅谷热门创业公司的惯例，从公司股权（投票权）和董事会两个方面牢牢地控制着公司：
股东会层面：公司创始团队手中的B类普通股（“创始人股票”）享有一票对应10票的超级投票权，据报道创始团队因此控制公司约一半以上的投票权；
董事会层面：与投资人约法三章，让Uber创始团队控制着公司的董事会一半以上的席位（有报道称11名董事中的9个席位）。
8月10日的起诉状披露了Uber创始人股东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在不断融资的过程中股权被不断稀释，创始人股东如何保持对董事会的持续控制。
Uber创立于2009年，卡兰尼克在次年12月成为了Uber的CEO和董事。当前（截至2017年8月10日，下同）卡兰尼克持有Uber大约10％的股份，占Uber投票权约16％，占Uber创始人普通股约35％。
Benchmark在2011年2月首次投资Uber，当前持有Uber股份约13％，占Uber投票权约20％，占优先股投票权约36％，占Uber创始人普通股约0.5％。
2015年12月3日，卡兰尼克与Benchmark和其他投资人签署了投票协议，其中第1.1条规定，各方针对投票选举董事做了如下约定：
由Benchmark指派一名董事（最初由Bill Gurley或Matt Cohler担任）;
由TPG指派一名董事（最初由TPG创始人David Bonderman担任）;
由Expa-1指派一名董事（最初由【Uber联合创始人】Garrett Camp担任）;
由Uber的CEO兼任一名董事（最初由卡兰尼克担任）；
由Uber创始人股票持有者多数投票指派四名董事（其中两位最初由Ryan Graves（创始团队）和David Drummond（谷歌风险投资代表）担任，剩下的两个席位当时空置，其中一位应为独立董事。
截至2016年5月，Uber公司注册证书（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包括8名拥有投票权的董事成员，实际就任有投票权的董事为6名，空缺2个席位。理论上，创始团队可提名总计8名拥有投票权的董事成员中的6名。
2016年4月前后，Alianna Huffington女士（赫芬顿邮报创始人，已从邮报离职创业）获得董事任命，填补了两个空缺的董事席位之一，实际就任7名有投票权的董事，第8名空缺。
2016年8月前后，David Drummond辞去董事会职务（有报道称因为谷歌无人车项目的竞争关系，这位董事当时已经遭受排挤和隔离）。
2017年6月，Uber处于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等文化问题的困扰之中，雀巢的龚万仁女士接替了Drummond辞去的董事席位。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这家估值大约700亿美元的全球头号独角兽经历过那么多次融资，竟然那么多著名投资人都没有拿到享有投票权的董事席位。简法帮在前文提及的文章中也指出了我们的研究发现：公司种子轮、B轮、C1轮优先股和A类普通股的股东则无权选举或免除公司董事，甚至公司C3轮、D轮、E轮和F轮优先股的股东也无权选举或免除公司董事。
2.Uber创始团队在蜜月期加强对董事会的控制权
为了加强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2016年5月，Uber创始团队采取了进一步措施。诉状中揭秘了相关经过的来龙去脉：
2016年5月23日前后，一名Uber管理人员联络了Uber董事会成员以及签署了2015年投票协议的那些投资人，希望修改投票协议、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作为Uber董事的Benchmark合伙人Bill Gurley。
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将董事会投票表决人数从8位增加到11位（新席位最初空缺），三个新的席位由创始人股票持有者多数投票指派，2015年投票协议则进行修改，要求各签署方投票支持由卡兰尼克指定的个人填补三个新的董事会席位。
2016年6月1日或更早时间，Benchmark签署了同意修改Uber公司章程的股东文件以及修改后的投票协议，而Benchmark合伙人Bill Gurley作为公司的董事也签署了相应的董事文件。
至此，创始团队理论上可提名总计11名拥有投票权的董事成员中的9名。
Benchmark起诉卡兰尼克的核心就是要撤销授权创始人团队（卡兰尼克）增派三名董事的决议和文件。
Benchmark指控，卡兰尼克要求相关各方签署这些修改文件增派三名董事成员会让他个人受益，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此前的不当行为（下文阐述）被投资人发现会被强迫辞去CEO职务，而授予他增派三名董事的权力之后就能够急剧增加他在董事会的影响力，因为即使辞去CEO职位他也能够任命和指使三名新董事。
起诉状中指出：卡兰尼克个人会从章程等文件的修改中受益，所以有义务向相关股东披露有关的事实；而且股东同意有效的前提是所有相关的重大信息都提供给了股东；但在2016年5月增派董事的议案提出时，卡兰尼克与Benchmark的经常性沟通中，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能力、Uber的管理以及Uber的成绩，在议案等文件签署之前却从来没有披露任何让Benchmark或其代表怀疑增加三名创始团队董事适当性的任何事实。
因此，Benchmark及其委派作为Uber董事的Bill Gurley当时都认为卡兰尼克在负责任地履行CEO职务，认为增设三名董事（由卡兰尼克指派）是公平的，而且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
如果不讨论Benchmark撤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成立，创始人团队（卡兰尼克）增派三名董事的决议当初如果没有这家投资人股东的支持，恐怕很难得以通过。正如起诉状中指出，Benchmark在2016年5月已经控制Uber投票权约20％以及优先股投票权约36％之多，如果没有它的支持，公司创始团队恐怕很难拿到修改章程的50%股东支持和修改投票权协议50%优先股同意。
3.投资人指控创始人隐瞒不当做法
将时间快进到2017年，创始人与投资人的蜜月期结束，一系列的诉讼和媒体报道将卡兰尼克和Uber推入水深火热之中，Benchmark指控卡兰尼克在要求增派三名董事时隐瞒了这些负面事实，而Benchmark主张自己做出支持决定时乃依赖于他的谎报和隐瞒，否则就不会给其赞成票。
这位投资人股东将困扰Uber的几件糗事剖析一番，指控卡兰尼克严重管理不当：
（1）谷歌无人车公司指控Uber窃取商业秘密诉讼
2017年2月：Uber被自己的投资人谷歌以旗下的无人驾驶技术公司Waymo名义告上法庭，指控其通过收购谷歌离职工程师Levandowski（离职时携带谷歌的公司资料）的无人驾驶公司Otto，盗窃其无人驾驶技术。
Uber收购Otto的议案在2016年4月提交董事会批准，Benchmark指出卡兰尼克在讨论收购交易的过程中向董事们反复强调收购Otto及聘用Levandowski对公司的业务的变革性作用。
Benchmark援引了Waymo起诉Uber的过程中披露的证据控称，Uber和Levandowski早在2015年5月20日就开始讨论（收购的）特定技术细节，Levandowski在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11日期间与Uber代表会晤了五次，卡兰尼克在与Levandowski的会面过程中亲自提出，后者应该设立一家公司让Uber收购，而且卡兰尼克早在2016年1月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与Waymo会发生诉讼；在2016年3月初，Uber在尽职调查过程中聘请了外部取证专家调查Levandowski及Otto其他四名员工是否从前雇主窃取了商业秘密，并在4月拿到了初步调查报告，卡兰尼克在修改章程增设创始股东董事时知道报告内容但并没有向公司董事披露，而且收购交割之前8月份的最终报告也没有披露给Uber董事和投资人。
Benchmark认为，如果卡兰尼克当时向自己披露了报告内容，就可能会对其是否将增设三名创始人董事的权力交给卡兰尼克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
Benchmark进一步指出，Uber在与Waymo的诉讼中承认，2016年3月11日前后，即公司聘请外部取证顾问之后，Levandowski曾当面向卡兰尼克和其他管理层汇报自己手里有包含谷歌信息的五张光盘；但卡兰尼克没有向Benchmark或其委派的董事报告过。而且，即使到了Levandowski诉讼中已经主张第五修正案“避免自证其罪”权利，在诉讼中拒绝提交证据和证词的时候，卡兰尼克都在极力阻止开除这位工程师，直到2017年5月联邦法官做出初步判决让Uber要求这位工程师配合调查或者开除他，否则公司将面临藐视法庭的境地，公司才最终做出开除决定。
（2）印度司机强奸案
Benchmark提出，另外一个没有及时向自己披露的信息是卡兰尼克和其他管理层在这桩强奸案后的不当处理方式，这也让该投资人开始怀疑卡兰尼克的CEO职位。
2014年，Uber一位女乘客在印度被司机强奸，该司机被判无期徒刑；
2015年1月，受害人在美国起诉Uber，指控该公司未设立基本的安全程序，案件在9月和解撤诉，报道称Uber赔了至少300万美金；
此后，有爆料指称Uber高管（包括卡兰尼克）曾经为了抹黑强奸案受害人的指控获取并审查了她遭遇性侵害后的医疗记录，而卡兰尼克等高管认为这是印度当地竞争对手Ola编造的谎言。
紧接着，受害人在2017年6月又起诉Uber公司和CEO卡兰尼克等相关高管侵犯私人隐私，公开披露私人事实和诽谤；起诉指控这些高管与相关员工检查和讨论自己的私人医疗记录并猜测自己与Uber的印度竞争对手串通编造强奸事实。有报道称，即便在涉事印度司机被定罪后，卡兰尼克还继续向朋友和同事表示受害人是否被强奸的怀疑。
Benchmark指出，卡兰尼克对遭到指控的受害人医疗记录不当处理的情况完全知情，却在争取创始人三个董事席位时没有向投资人或公司董事会披露。
（3）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
2017年2月19日，从Uber离职的一名女工程师Fowler在一篇博文中披露了Uber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博文开始病毒式传播，Uber因此聘请了美国前司法部部长Eric Holder和他所在律所展开调查；
Benchmark指出，在外部律所为期三个月的调查过程中，各种信息浮出水面，包括媒体披露卡兰尼克携当时的女友和公司其他管理层在2014年中期在韩国享受卡拉OK和色情服务的情形，服务女郎穿戴号码牌以便于客户挑选，一位参加活动的女性营销经理觉得特别尴尬，事后向公司HR提出投诉并和卡兰尼克当时的女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后者又跟卡兰尼克说起过此事。女工程师Fowler 2017年2月的博文传播开之后，卡兰尼克的得力干将Emil Michael还与卡兰尼克的前女友联系，问她如果媒体问起她，她是否会确认当时“只是去唱卡拉OK，而且大家玩的很开心”。
Benchmark指控称，针对美国前司法部长Eric Holder所在律所在调查报告中所披露的严重的公司文化问题，卡兰尼克坦不仅知情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争取创始人三个董事席位时并没有向投资人或公司董事会披露。
（4）Greyball——逃避世界各地政府机关监管的工具
2017年3月，媒体报道了Uber颇具争议的逃避世界各地政府机关监管的工具，这款称为Greyball的工具收集了Uber应用程序的数据，用来发现和逃避Uber被彻底禁止或被执法抵制地区的政府监管，最早于2014启用。
该工具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确定Uber应用程序的用户到底是私人客户还是与执法机构或执法人员相关联。据报告，Uber给这些加“标记”的用户提供“应用程序假版本中虚构的车辆”或者只是显示没有可车辆，防止他们乘坐或向Uber司机开罚单。
Uber当前面临众多相关监管调查，包括波特兰市的审查、美国司法部加州和纽约地区办公室的调查讯问、美国其他地区的调查以及欧洲议会的问询。
Benchmark指控称，卡兰尼克在争取创始人三个董事席位时知悉Greyball程序，但没有向投资人或公司董事会披露相关情况。
4.投资人“反悔”希望收回公司控制权的放手做法
2017年上述系列事件爆发之后，投资人对创始人的不满情绪迸发出来，投资人开始着手掌控风雨飘摇中的Uber公司。
2017年6月20日，Benchmark联合其他四家投资人股东（总计持有公司40%的股东投票权和28%的股东权益）发动了罢黜卡兰尼克CEO职务的突然袭击，详情见简法帮《切勿矫枉过正！Uber创始人被炒之后，再议创业公司的控制权》一文。
当天晚上，卡兰尼克签署了致Uber、公司董事会和Benchmark的一封信，辞去CEO职务，立即生效。信中他还同意他作为创始人控制的三名新董事席位中的两名（简法帮注：第三名可以推定为卡兰尼克自己本人）将会是独立的董事人选，并且需要经过公司当时全体27位（有投票权和无投票权）董事中26位的批准。他还明确同意根据这些承诺作为股东和董事进行投票，并尽快对投票协议进行修改的依据。
Benchmark在起诉状中写道：6月22日，辞职信上的墨水还没有干，刚辞去了Uber为公司CEO预留的董事席位的卡兰尼克就立即将自己任命到他控制的剩余两个新董事席位中的一员；而且他拒绝根据承诺签署进一步修改投票协议，保证剩余两个新董事人选的独立性以及届时所有董事（有一位除外）的同意；Benchmark在6月27日发给卡兰尼克投票协议修改版本，得到的唯一回复是“还没准备好签署”，没有任何解释。
提出诉讼请求之前，Benchmark做了这样总结：
如果允许卡兰尼克继续占有他通过欺诈方式获取的董事会席位，并任凭他违反6月20日针对剩下的两个席位所做的承诺，那么Uber将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白白地面临巨大的声誉、监管和其他风险。Uber及其董事会处在一个关键时刻，面临着选择新CEO并做出其他重大决策的需求。卡兰尼克在董事会中的不当角色威胁着Uber在这个关键时期的有序管理。事实上，已经公开的报道称，卡兰尼克的行为已经干扰了Uber的CEO招募工作：因为卡兰尼克继续参与招募CEO并试图重新获得对公司的影响力，很多潜在候选人已经退出不再考虑这个职位。
然后，Benchmark提出了一系列诉讼请求，看起来前两项是最核心的要求：
第一项请求是要求法院宣布2016年股东投票增设三名由创始股东控制的董事席位的决议无效，这样三个新董事席位就不存在，卡兰尼克的董事席位也就没有依据，其董事职务应该立即免除；
第二项请求是在诉讼期间保持现状，（1）卡兰尼克不得试图填补目前空缺的两个有争议的董事会席位，或试图改变董事会目前的规模或组成；（2）如果卡兰尼克辞去董事会职务，卡兰尼克不得试图填补他辞职前持有的有争议的董事会席位;（3）除非在排除卡兰尼克的投票（并且为了避免疑义，排除三名面临争议新董事会席位的投票）之后，经剩余董事过半数批准通过，Uber董事会不得采取任何要求董事会批准的行动;（4）卡兰尼克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妨碍公司当前董事会正常持续地管理Uber的经营和事务。
5.创始人被诉引发投资人之间的战火
就在Benchmark起诉卡兰尼克的第二天，公司另外一组投资人“意外”地对准了这家投资机构扔出了一个炸弹。在发给Benchmark和Uber全体股东、董事会的一封信中，三位投资人股东呼吁Benchmark放弃公司董事席位并转让持有的大部分股份。
这三位投资人分别是Sherpa Capital的Shervin Pishevar（Uber个人投资人、顾问和2011年-2015年董事观察员）、Yucaipa Cos.的Ron Burkle和Maverick的Adam Leber。
三位投资人在信中说道：
“我们同意您对近几个月来公司面临的问题所产生的担忧，但是我们非常担心Benchmark解决这些问题所采用的策略，你们的方式我们看来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为公司创造价值而是在毁灭公司的价值。具体来说，从股东价值的角度来看，利用公关灾难的威胁来劫持公司，并要求卡兰尼克先生在几个小时之内辞职并做出其他让步，况且还是在他经历丧母的家庭悲剧之后几个星期内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觉得既不谨慎也不必要。更不用说，尽管卡兰尼克先生已经辞职，你们又提起诉讼将这种自相残杀的行为继续升级，我们担心这不仅不利于公司的声誉，干扰了融资活动，还会妨碍公司招募世界一流的新CEO。”
几位投资人痛斥Benchmark以Waymo等的诉讼指控为事实依据，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已经越过了（董事高管）信托义务的红线。Benchmark在Uber的2700万美元投资现在已经达到了84亿美元的价值，你们还要起诉辛苦劳作为你创造这样空前价值的创始人、公司和员工！
他们呼吁Benchmark放手不要再干预公司自己的发展，让相关问题在董事会上而不是法庭上解决，同时要求这家基金撤回董事代表并让出足够的股份直至不再具有董事任命权。这几位投资人声称已经有投资人愿意接受Benchmark手中75%的股份，只要它愿意撤诉并出售这些股份。
他们不仅要求董事会象征性地投票表达对这桩诉讼的态度，还请求更多的公司股东签署这封信支持他们的建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联合股东签名罢免CEO的Benchmark如今发现今天自己倒变成了这种权力游戏的猎物。
卡兰尼克的“乔布斯式回归”到底是不是他的个人臆想？向Benchmark开火的“白衣骑士”投资人与卡兰尼克又有什么样的渊源甚至君子约定？Benchmark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起对创始人的诉讼，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和想法？创始人和投资人对Uber董事会的保卫战和争夺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是值得所有创始人和投资人关注和警醒的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域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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