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中，国有财产收入主要有以下三种，在性质上也各不相同。
(1)土地出让金。当前中国各地方政府所高度依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并非单纯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政府垄断了土地所有权，作为唯一的出售者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时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在性质上就兼有垄断租金与使用费两种。
(2)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以经营稀缺性自然资源(如石油)为业务的国有企业，或者因拥有管网设施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它们获得的利润也不是正常润，在性质上兼有垄断租金与经营利润两种。
(3)行政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在非自然垄断领域，政府通过制造行政垄断(如在出租车行业设立许可制，在石化行业设立准入制等)，以额度配置、专营权拍卖或企业获利等方式，获得高额收益，这种收益在性质上主要是垄断租金，可能也有部分经营利润。
可见，国有财产收入在性质上混合了公权力与私权力的性质，因而对现代政治发展而言，它不是一种有利的财政收入工具。如果一国政府比较多地依靠国有财产来获取财政收入，将会混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区分，干扰公共权力的运行，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转，造成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等问题。
(1)财政收入来源的发展，即从家财型发展为税收型，这不但体现了国家制度的理性 化(更为有效地获取财政收入)，也体现了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收入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公众 基础上)。
(2)财政支出方向的发展，即从以军事支出(或行政管理支出)为主转向社会保障支 出为主，这体现了政治权力所发挥的职能向公共性方向的重要进展。
(3)财政管理方式的发展，即从家庭管理方式向预算管理方式转变，这不但增强了约束政治权力运行的制度理性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其公共化(在现代国家一般称为 “民主化”)的特征。
就是说，现代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主要体现为上述财政收入来源、财政支出方向及 财政管理方式三个方面理性化和公共化的发展。以此作为参照对象，本教材在讨论中华 帝国财政与国家关系时，也是从财政的上述三个方面来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讨论财政 与帝国制度成长的关系，可以发现理性化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可发现其公共化发展的一面。不过，包括财政在内的帝国制度的公共化，显然不能像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那样称为 “民主化”。在此处，可以看出帝国与现代国家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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