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短暂，更应色彩斑斓

生命短暂，更应色彩斑斓

        总有那种确认的幻觉：另外的存在在支配并驱使我们。——题记

          今天雨。好久没下雨，今天的雨来得及时，从昨晚一直下到今天，这样，我上周种下的玫瑰、铺下的草坪都可以被滋润。上午母亲去了妹妹家，儿子去和同学聚餐了，我一个人驱车去单位，其间也碰到好几个加班的同事。因为门卡的原因我自己的办公室进不去，后来我就去同事的办公室干活。时间过得很快，回到家已是傍晚，先把阿姨煎的中药喝了，然后坐在沙发上看书。书中聊到伍尔夫，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位英国女性拥有一张无法挑剔的古典的面孔。看她那著名的侧面照，光洁的额头，鹅蛋形的脸，分明是拉菲尔前派绘画的杰出代表笔下美艳惊世女人的化身。偏偏又睿智，诗意，这样的美不入俗眼。因而，每每她评点周围女性的长相之时，伍尔夫的朋友便说她：“伍尔夫总是美丽却不漂亮。”不可避免，女性写作，总会自然地带有一些女性特征，如女性特有的感觉、身体、空间、意识等，凭借天生细腻的观察力，将周围生活的微小线索累积起来。女性写作的生存与发展，既取决于对女性审美视角的深度开掘，也取决于对女性单一性别的不断超越。但是，写作的女人也往往被过度叙述，同时，也被审美价值赋予各种更为苛责的要求。杜拉斯的书里篇首有这样一句：“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容貌对写作的女人而言，并非绝对重要，而才华与美貌的结合，自古难全。但相信她们肯定有一种微笑，忧郁的微笑，像谜一样的微笑，一种排遣的微笑，但也是快乐的微笑。所谓，郁郁寡欢，轻轻微笑。

        确实，对于写作的女人，人们总是期待她的文字越是沉静，她本人越是摇曳生姿，旖旎美妙，让人无法抗拒。或者，深邃的思想，亦或温婉典雅，真情率性的文字的背后，浮现的都是美好、年轻的面容，非同寻常的爱恨情仇，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流浪漂泊，也应该是如何的完美。可以说，诗性的灵魂总会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绽放它自性的色彩，总有那么一种异样的美，在苍茫大地，散发出阵阵玫瑰的芬芳。当写作的女人记录自己满怀的深情，纵情的岁月，悲情的抉择之时，在我们心甘情愿的想象中，她的文字的魅惑，早已通过我们的感知，取代了她所有表象的东西，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抹温柔绚丽的光亮。

        写作的女人追求自由。她们生活在常规以外，游离于世界的规则之外，她们的存在，一往无前，勇敢傲然，充满漂泊与分裂。我们习惯在写作的女人身上投射一种浪漫情愫，对她们身上发生的一次次美丽的邂逅报以宽容，这种貌似的宽容只不过是我们试图认同她们的作品的某种方式。她们从自身潋滟而又琐碎的生命体验中，溶溶漾漾地去寻找精神自由的绝对境界。因为迷惑、情欲、感慨以及孤独，她们终其一生地挣扎，如飞蛾扑火。对于她们来说，觉悟的人生，无疑是一场历险。大多写作的女人，色彩斑斓的生活，才是她们创作的底色。很少有人既欣赏罂粟花的绝美，也能贴心地信赖她，懂得她的好。但是，不论在哪个时代，这些写作的女人都是奇特而吸引人的。当她们的内心在破碎与孤寂中升腾起一种强大的力量，无疑，这些写作的女人同时也拥有了无限宽广的空间与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写作的女人向死而生。写作的女人的艰难可想而知。女性必须照顾家庭、孩子，且举一生之力支持男性，适当时候还要为男性鼓掌，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女性活着的所有价值。而且，一旦她开始写作，就注定既要背负沉重的历史与社会责任，同时必须承担着她的家庭责任。波伏娃说：“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然而，这些写作的女子，一方面，文学和艺术更让她们接近精神的内核，而另一面，琐碎的日常生活与忙碌的操持家务，让她们无法找到自己创作的欲望与生活中多种矛盾的平衡。于是，终其一生，她们向往婚姻生活带来的世俗的圆满，但她们往往没有了婚姻。这些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都因自己的超凡才能而付出巨大代价，此后，她们也大多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精神折磨、对抗常规、疾病等。孤独终老的75岁的张爱玲被人在洛杉矶公寓里发现已经离世，死时身边竟无一人。她身穿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蜷在地板上。这是她最后的姿势。比起勃朗特三姐妹，张爱玲也算寿到终寝。勃朗特三姐妹中，最长寿的夏洛蒂三十九岁去世，写作的女人，很少高寿，这亦是不争的事实。《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卡森则50岁去世，她十五岁时患风湿热，勤勉的写作加速毁掉了她的健康，一生倍受病痛折磨的困扰。如《呼啸山庄》小说中作者面对死者，内心迸发的一段话：“我看到了一种无论人间或地狱都无法破坏的安息，我感觉到了对那无穷无尽、无形无影的来世的一种信心，他们已进入的永恒，在那里，生命无限地延续，爱情无限地和谐，欢乐无限地充溢。”可惜她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岁，没有结婚，没有子嗣，除了工作以维持父亲这个穷困的家庭，还要承担全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服、烧菜、烤面包，晚上的一点余暇写作的时间，是对一天枯燥乏味的辛劳工作的一种解脱。试想，如果她有如同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生活上不受干扰，会不会更有利于她创作，去写她想写的东西，抑或，她会长寿些？但是，同样一个问题，让我们矛盾与尴尬，那就是，如果她拥有这样的生活，她还能写出《呼啸山庄》么？

      写作的女人有艰辛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大凡写作的女人，总是将写作的起点建立在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构与重建上，关注女性的内心与生存状态。这些女子，无法屈从生活，只有毁灭。而另一些女子，她们无法湮没在尘埃之中，于是就扎根大地，在艰辛中顽强绽放。女性自身的坚韧与期待，往往在作品中熠熠生辉。无可否认，上苍赋予作家诗情之时，又命令她必须支付沉痛代价。肆意、率性，命运的多难，始终与其高贵、柔情、苍凉的文风，并驾齐驱。写作的女人，她们作品中的语言或许能够苍翠欲滴，或者华美饱满，亦或者，清冷孤寂，简洁从容，她们的生活却通常支离破碎。她们内心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不可能实现的至善与自由的向往，而她们自己，终其一生，也都在清晰地意识到的这种向往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中挣扎。这些女子，当她们写作，注定拥有的是艰辛而百感交集的旅程。而别的，让她们终身不肯俯就。

      今天的微信日历上说：“总有那种确认的幻觉：另外的存在在支配并驱使我们。”我一直在想，能够支配并驱使写作的女人执著坚持到终老的幻觉到底是什么？茨维塔耶娃曾说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为何这些才情四溢的女子，会迷恋死亡，就如同迷恋写作？一般来说从死亡阴影里走出来的人，无论干任何事情甘之如饴。当她们向死而生，写作串起了生存与死亡的纽带。正如有人说，“写作是一种宗教行为。”选择了写作，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信仰。这当中，必须忍受被排斥和抛弃的命运，忍受孤独、骄傲的心的不被理解，以及忍受纷至沓来的妒忌与质疑。当她们无法释放内心的情绪，写作往往会加剧毁灭，而这种直抵内心的毁灭，却也成就了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学史上的璀璨地位。 生活，难免会有残缺，所有有温度的事物都会有残缺，但其实这种看似不太完美的状态，有时候也是一种最完美的状态。所以，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何况，生命短暂，更应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