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一年的8月15日，勿庸置疑地会想到抗战结束的日本投降日。
朋友圈里充满了相同的一张图片，对于这样的日子，我常常纠结于是否该随众人一样去转发这样的照片，或是类似的纪念文章。
今天再一次看到描写抗战期间空军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先应该是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出现的。我早已看过，但今天再看时依然热泪盈眶。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让我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着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希望此生能为国报效，即便不至于捐躯，但的确有着杀身成仁的心愿。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逐渐退去色彩，生活的灰色调越来越多时，不免既可叹于曾有的家国情怀，又唏嘘于如今的蝇营狗苟。
当年的中央航校完全隶属于国民党，这些青年才俊应该也是满怀报国之志的党员吧。当他们一飞冲天与敌对决时，究竟是为党还是为国，抑或是为了人民百姓呢？
最近正在读《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美国作家陶涵所写，也是第一本完整引用蒋介石日记的传记作品，是通过大量可考证的事实而作。
其实，随着近年来一些历史事件的慢慢还原，对于过去在历史上非黑即白的一些人物也越来越真实化。
我记得小时候看的一些影片中，蒋介石的扮演者是西安籍的演员孙飞虎，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的蒋介石就是孙飞虎的模样，瘦高个、大光头、三角眼，绝对的坏人。
直到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蒋介石的人际关系》这本书，书中有蒋介石的老年照片。面对着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我怎么都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蒋介石。
中国有句古话：相由心生。这样的相貌，又能阴险凶恶到什么程度呢？似乎远比某些领袖的晚年要和善得多。难道是伪善不成，但是若将伪善持续到老，估计也就真善了吧。
主席曾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在做一辈子好事。套用这个说法，那么一个人伪善一时并不难，难在伪善一辈子。我也因此第一次认识到历史需要自己去读，而并非是历史课本中的模样。
三年前，我第一次去台湾参观士林官邸。有一副蒋介石的等身像，我与之合影时才第一次知道蒋介石的个子并不高，让我又大大地惊奇了一次。
原来这个影响到中国现代史的人，这个去世于1975年与我的人生已有交集的老人，竟然如此不真实地存在着。
再后来，我又看到蒋介石青年时代的一些照片，虽说不上英俊，但的确透着一股英气。
尤其在“永丰舰”事件中，蒋介石的做法可谓是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一腔忠诚。又为何非要把他解读为投机呢？所谓的投机也许更多的是后人站在后世给出的一种轻描淡写却又不负责任的说法。
岂知在事件发生时，蒋做出的不是性命攸关的决定呢？看着蒋年轻时的照片，那股气质，与那群空中英才何其相似啊。谁又能说，他不是真正的满怀报国之志呢？（你认识哪个是蒋介石吗？）
今天正好看到一篇沈宁先生演讲内容的删节稿。文中介绍了民国肇始后新闻自由、文化灿烂之情形，谈及自己家庭的沧桑和成长经过。他特別提出许多历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抢救历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动容。
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回过头来看，从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间，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国期间，实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虽然民国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间，内忧外患不绝，战火烽烟不断，可正是那段期间，中国各行各业，都积极转向现代化，社会空前繁荣，并在赢得国际尊敬。
八年抗战，国军空军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飞行员殉国，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军伤亡官兵达三百二十二万人，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七十一名少将，全部是国民党员，大多是黄埔毕业的俊杰。
突然想起这段时间甚嚣尘上的《永康书记不能走》，对于新书记在西安的功绩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从书记弯下腰捡烟头的那一刻起，就在为西安布一盘很大的棋。
我等小民，估计连棋盘上的一枚小卒都算不上，更无从纵观大的棋局之走向。小民关心的是身边事、自己的事，是否在大局中有变化。否则局再大，芸芸众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对于百姓而言，依然是迷局。
扯得远了，于今日缅怀先烈的日子里，唯愿先烈的血不白流，无论先烈的血是为国为家还是为民。
当此刻，我还能悠闲地品着一杯红酒，懒散地记下这些文字，又怎能不感念先烈们的再生之恩呢？就用沈宁先生演讲中的最后一段话做结尾吧。
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继续生存着，就是因为那些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祖国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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