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ven Pinker
译者：安雯
原著名称：《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原著出版时间：2011年
来源：下载的 PDF 版本
豆瓣评分：8.7 （496人评价）
被引用次数：2203 （from Google 学术）
书的总体内容概述，可以看这篇书评：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65996/
相关论文：
钱永祥. 重看历史,重建道德[J]. 读书. 2014(08)
毕晓. 暴力减少了吗?[J]. 中国图书评论. 2016(05)
禾刀. 理性是人类得以抑制住暴力的最大希望[N]. 上海证券报. 2015-09-17 (A08)
最早是荔枝同学推荐了这本书，隔了一年多终于有机会拿起来一读，果然是一本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好书，有人评价本书为“学术畅销书”，我是蛮喜欢这个概念的，但是我相信不是，因为没有人会把畅销书学到800多页
学霸猫对此书的评价是：书还是厚的好。想想自己读过的几本厚书，都对自己有极大的影响，比如《论法的精神》《源泉》《大学之路》等等，书越厚，被大众接触的机会也会越少，阅读的过程也越考验意志力和理解力，好在平克的文笔足够好，读起来不会那么累
本书在开篇的时候，平克就感谢了100多人的支持，可见互联网时代的写作，尤其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高质高产的作者，没有能力站在信息网络的中央，或者是没有能力协调好信息网络的资源，便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向平克，以及平克所有致谢的人学习的，有效的合作和连接，是未来很多新事物的前提
阅读收获：
- 暴力是在大幅度减少的，这是事实，而且会继续减少
- “自制力”是一种关键能力，可以按照书中提供的六个方法慢慢训练和提升
- 提升了对“认知科学”的了解，需要系统的学习一下
- 提升了对“理性”的价值的判断
记录一些学习到的新概念：
平靖：
意思是用武力镇压叛乱
康德的和平三角：
三角和平论强调民主、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对和平的贡献及其相互间的良性互动。它是在继承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并整合当代新自由主义国际理论主要流派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以社会科学方法加以系统论证,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霍布斯陷阱：
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劫匪，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可能。摆脱霍布斯陷阱：威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准备充分挺过初次打击。
亨利·梅因：
1861年，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1822-1888）撰写了享誉后世的法学经典著作《古代法》，提出了三种原始材料让我们注意。第一种是观察者对同时代较落后文明的记事，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类材料的可信程度较高，可惜数量极少。第二种是古人保存下来的关于他们自己早期历史的记录。这类材料数量固然可观，其可信程度却未必能成正比。关于这一点，只要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就够了。第三种材料颇为特别，那就是古代的法律。
众所周知，使《古代法》一书成为传世名著的，就是该书第五章结尾那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名句：“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身份到契约”通常被认为是对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最为精练、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这句话意在阐明，一切进步性社会发展的特点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和身份统治关系的逐渐消失而让位给日益增长的个人之间以契约为纽带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契约取代了身份，也就是近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取代了传统封建主义、集体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梅因的这一著名论断似乎构成了对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历程的准确概括。梅因“从身份到契约”论断的全句叙述为：
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利和特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旧带有这种色彩。因此，如果我们依照最优秀著者的用法，把“身份”这个名词用来仅仅表示这一些人格状态，并避免把这个适用于作为合意的直接和间接结果的那种状态，则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L. P. Hartley：
Leslie Poles Hartley CBE (30 December 1895 – 13 December 1972), known as L. P. Hartley, was a British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writer. His best-known novels are the Eustace and Hilda trilogy (1947) and The Go-Between (1953). In The Go-Between, Its opening sentence,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 has become almost proverbial
“往昔恰如陌生的国度：那里人们的行为与我们全然不同”，曾被选为史上最精采的小说开篇之一
沃比根湖效应：
源自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草原小镇，那里所有儿童的智慧都高于平均水平。这个心理学效应是说大多人都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但事实上不可能。
弗林效应：
在过去几十年里富裕国家的智力水平的提升已经被注意到。它被称做“弗林效应”，以它的发现者詹姆斯·弗林命名，1983年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声称，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IQ 指数（智商测试分数）都出现了持续增长。这一发现受到广泛的关注，被称为 “弗林效应”（The Flynn Effect）。
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就是关于心智研究的理论和学说。1975年，由于美国著名的斯隆基金的投入，美国学者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6大学科整合在一起，研究“在认识过程中信息是如何传递的”，这个研究计划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兴学科——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包括：语言习得、阅读、话语、心理模型小概念和归纳、问题解决和认知技艺获得、视觉的计算、视觉注意、记忆、行为、运动规划中的几何和机械问题、文化与认知二认知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身心问题、意向性、可感受的特质(Qualia)、主观和客观等等。
摘录：
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论证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已经将利益认同的人拓宽进自己的圈子。有意思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拓宽了移情的圈子。最好的答案是人们学会了读写。
阅读就是一种转换视角的技巧。当某某人的思想进入了你的头脑，你就是站在他的立场观察世界。你不仅去看见、去听见那些你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你还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且分享了一把他或她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我们将会看到，“站在别人的观点”意义上的“移情”不同于“对别人感到同情”意义上的“移情”，但第一个移情是导向第二个移情的自然通道。旦站到另外一个人的立场上，你就会想到这个家伙是第一人称的一“我”，是现在时态的，有和你自己一样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是想法和你有所不同。阅读他人文字的习惯能够让一个人养成代入别人观点的习惯，从而感受别人的欢愉和痛苦，这样说应该不算是很大的跳跃。在某一个瞬间，我们突然觉得自己就是绞架上窒息得脸色发青的人，或者就是那位绝望地推开燃烧着的柴束的女子，或者自己正颤抖地领受着第二百下鞭打。我们也许会问自己，是否应该在任何人的身上使用这样的酷刑。
我的结论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观，及其所培育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潮流是权利革命的源泉。权小革命也就是自由主义革命。每一场权利革命都和自由主义运动密切相连，每一场自由主义运动几乎都是从欧洲发源，经过美国蓝色自由州，传递到美国红色保守州，再传向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接着进入集权国家、非洲国家，最后是伊斯兰世界。每一场权利革命都在西方文化中留下太多的新避讳和新禁忌，人们调侃地称其为“政治正确”。但是，数字显示，权利运动减少了许多死亡和苦难，同时让人们的新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暴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暴力。
听媒体上美国自由派的评论，你会觉得，至少在过去40年中，美国一直在被右派拖向保守，从尼克松到里根，到金里奇，再到布什父子，现在则是茶党运动中愤怒的白人。权利革命已经触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异族通婚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同性恋的宽容、儿童处罚和动物的待遇。保守派的态度也在随着自由主义的趋势变化，事实上，今天的保守派比昔日的自由派更加自由。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已经说过；“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但至少在实践中，美国今天保守派的立场就是1980年左派的立场。”
如果我一定要对权利革命最重要的外生原因下赌注的话，我选择那些让思想和人员日益具有更大流动性的技术。发生权利革命的几十年，也正是发生电子革命的时代：电视、晶体管收音机、电缆、卫星、长途电话、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手机、手机短信、网络视频；这几十年也是州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喷气飞机的时代；同时，还是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不太注意的是，这几十年也是图书出版大爆炸的时代：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每年出版的书籍几乎增加了5倍。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样的关联。人道主义革命起源于文字王国，长期和平和新和平都是地球村的孩子。请记住伊斯兰世界做错了什么：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抵制印刷出版，拒绝进口图书和图书所包含的思想。
此外还有一种超越直觉的道德考量：衡量不同行为过程的后果。让我们来看一个与道德哲学有关的老故事：为了逃避纳粹躲在地窖里的一家人，他们是否应该闷死婴儿，以免婴儿啼哭，暴露他们的藏身处？一旦暴露，全家人包括婴儿都难逃一死。是否应该将一个胖子扔到脱轨车厢的轨道上，胖子的体积足以挡住车厢，拯救在轨道上工作的五名工人？功利主义的计算会说，这两例杀人都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是牺牲一人，挽救五条生命。但是，很多人在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时候畏缩了，因为他们有一种直觉，无法亲手伤害无辜的人。还有一个类似的逻辑悖论，一个站在轨道边上的旁观者有机会挽救五个工人，他可以扳开道岔，将脱轨的车厢转到支线上，只有一个人会在支线上被撞死。对这个版本，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扳开道岔，牺牲一个人挽救五条性命，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感觉是在杀死一个人，而是没有能够阻止脱轨的列车，是脱轨的列车杀死了这个人。
哲学家乔舒亚·格林（ Joshua Greene）与科恩和其他人一起证明过，反对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直觉反应来自杏仁核和眶额皮层，而期望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的功利计算来自前额叶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中主要承担处理智力和抽象问题，比如，当人们进行智力测试的时候，这个部位就特别活跃。在人们考虑地窖里啼哭的婴儿时，他们的眶额皮层（这个部位对闷死要儿的恐惧发生反应）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部位在计算生命的得与失）都开始活跃起来，同时活跃的还有第三个大脑部位，大脑内侧壁处的前扣带皮层，它的功能是处理相互冲突的冲动。那些推论说可以为救全家而死婴儿的人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特别活跃。
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尔兹（ James Olds）和彼得·米尔纳（ Peter Milner）将电极植入老鼠大脑的中部，连接上斯金纳箱上的控制杆后，他们发现老鼠会不停地按动控制杆刺激自己的大脑，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由此，他们发现了寻求系统。最初，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大脑的愉悦中心，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相信，此系统发出的是欲求或渴望，而不是愉悦本身。（成年人要面对的一大现实是，你要小心自己的愿望，因为所求若非所欲，一旦到手，你很可能并不会真正享受它，而这一现象自有其脑解剖学的基础。）连接寻求系统的不仅是一套连线，而且还有化学物质。系统内神经信号通过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神经传递介质进行传递。能够制造多巴胺的药物很多，如可卡因和安非他命，都能让动物活跃起来，而减少药量，就像施用了抗精神病药物，让动物表现出消极冷漠。（腹侧纹状体中还有对另外一组传输介质—一内啡肽和体内内生性鸦片发生反应的回路。这些回路更接近对到手奖励的享受，而不是在期盼中渴望。）
在《过度信心与战争：积极幻觉的浩劫与光荣》（ Overconfidence and War： The Havoc and Glory of Positive Illusions）一书中，约翰逊证明了兰厄姆的假说。他检查了战争前夕领袖们做出的战争预测，这些预测显示这些领袖不切实际的乐观，完全不顾他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比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内，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双方都预期战争将一举歼灭敌人，圣诞节前就可以胜利班师。双方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狂热地冲出家门，应征入伍，不是因为他们无私地渴望为国献身，而是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会死。不可能双方都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双方都错了。在越南战争中，三届美国政府不断将战争升级，尽管有大量情报告诉他们，在能够承受的代价下，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
约翰逊指出，毁灭性的消耗战不需要双方都确信或有信心取得胜利。它所需要的只是对手的主观概率总和大于1。他注意到，在现代冲突中，战争的迷雾格外浓重，领袖们远离战争的现场。与当初演化形成人类“积极幻觉”的小型战争相比，现在的过度自信可以维持更长时间。另外一个当今世界特有的危险是，国家领袖大多是一些格外自信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排列在信心分布的右尾上，稳稳地进入了过度自信的区域。
无论你是叫它“羊群行为”“文化回音室”“富者越富”还是“马太效应”，我们的从众倾向确实能导致集体性不良后果。但是，文化现象中的一些案例—漏洞百出的软件、平庸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装其实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通过社会网络宣传集体整合是否会引导大众支持他们并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并参加他们明知完全错误的行动呢？自从有了希特勒的崛起，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它们似乎都令人难以接受：一个观点是希特勒单枪匹马蒙蔽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国家；另一个观点是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人同样会制造集中营。社会动力学分析显示，两种观点都不完全对，但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总是比常识更容易抓住大众。
这是社会动力学中一种让人发狂的现象，可以叫作“人众无知”（ pluralistic gnorance）、“沉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或者叫作“阿比林悖论”（ Abilene paradox）—此名词出自一个得克萨斯的逸闻，一家人在一个酷热的下午全家出动前往阿比林市，仅仅是因为家里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想去阿比林。人们很可能误认为其他人赞成某种做法或者某种意见，所以他们也表示支持，尽管他们的内心很反感这种做法或意见。典型的事例是大学生中的狂欢式饮酒的风气。许多调查显示，每一个学生在私下都认为狂饮到呕吐是很愚蠢的，但是每个人又都相信其他同学认为这种活动很酷。有调查证实，年轻帮派成员袭击同性恋，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伊斯兰世界对不遵训的女性实行荣誉处死，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对恐怖组织“埃塔”的容忍，背后都有沉默的螺旋作祟。所有这些团体暴力的支持者原本都不认为暴力是可取的，但是却都认为其他人认可暴力。
但是，一个人的谎言得到公众的认可还不足以煸动大众的疯狂。“人众无知”很容易被戳穿。故事“皇帝的新衣”讲得很清楚，只要有一个小男孩儿打破“沉默的螺旋”，虚假的共识立刻崩坍。一且皇帝裸体成为公众的共识，人众无知就不复存在了。社会学家迈克尔·梅西（ Michael macy）认为，人众无知会顽强地抵制小男孩和其他说真话的人，这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强制他人。”人们不仅公开效忠一种他们认为其他人也同样效忠的荒谬信仰，他们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效忠的人，主要也是出于相信—一当然也是违背真实的—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进行强制惩罚。梅西和他的同事推测，对谎言的从众和对谎言的强制推行彼此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将大众带进他们作为个人无法接受的荒谬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有些人要惩罚拒绝效忠一种信仰的异端，尤其是惩罚者本人也未必接受这个信仰？梅西和他的同事认为，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向其他强制执法者证明，他们拥护本党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赤胆忠心地相信本党。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同伴的惩罚，而他们的同伴则怀有同样的念头，惩罚异端是出于恐惧，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会受到其他同伴的惩罚。
惩罚拒绝惩罚他人的人，这样的恶性循环可以将一个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煸惑得如日中天，这在历史上确有先例。在驱巫和大清洗中，人们都曾经被卷入抢先谴责他人的循环。每个人都力图在某个异端揭发他之前揭发这个异端。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虔诚成为人人竞逐的品质。索尔仁尼琴回忆了莫斯科的一次党内会议，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向斯大林致敬。每一个人都站起身，狂地鼓掌，3分钟，4分钟，5分钟没有一个人胆放率先停下来。11分钟之后，大家的手掌已经刺痛，主席台上的一位工厂经理终于坐了下来，其他与会者接着也满怀感激地跟着坐了下来。这位工厂经理当晚被逮捕并被押送至古拉格，在那里他待了10年。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不得不养成掩饰自己的能力，避免让内心的真实思想背叛自己。
这三位社会学家用计算机设计了一个只有两类人（agents）的小社会。一种是真正的信徒，这些人总是循规蹈矩，如果不守规矩的邻居数量增加太多，他们就会出面予以谴责。另一种人在私下里对规则满心疑惑，但又没有勇气公开表达，他们在只有少数邻居强制执行规则时才会遵守规则，而当多数邻居开始强制执行规则时，他们自己也出面强制他人执行规则。如果怀疑派没有被吓破胆，成为从众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走向另外的方向，在从众的邻居中强制推行怀疑主义。梅西等人发现，令人反感的规则可以在某些社会关系网内扎下根，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网都能被突破。如果真正的信徒均匀地散布在整个人口中，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互动，令人厌恶的信仰就无法占领大众。但是，如果信徒在一个社区聚集成群，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内压制那些持怀疑态度的邻居，而这些怀疑派邻居高估了周围的服从程度，因恐惧被惩罚，自己开始渴望表达忠诚，于是也出头向其他人，包括自己的邻居强制执行规则。由此而产生虚假服从和虚假强制的雪崩效应，最后让令人厌恶的规则充斥整个社会。
这个模拟社会距离现实世界并不遥远。詹姆斯·佩恩记录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占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共同步骤。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小撮信仰“幼稚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使用任何极端手段，包括暴力”，他们收编愿意从事暴力的地痞流氓，不断恐吓其他人，最终迫使大众保持沉默。
如何增强自制力？
人们在思考自我控制的同时，也在思考增强自制力的方法。奥德修斯告诉船员们将他捆缚在桅杆上之后，船员们用蜡紧紧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听见海妖曼妙的歌声，但又不会在诱惑下驾船撞向岩礁。这种为了自己的未来而约束现在的自己的行为被冠名为“奥德修斯模式”或“尤利西斯模式”。我们可以为此行为模式找到成百上千的实例。我们尽量不在空腹的时候购物。我们在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尽力控制自己，在馋涎流淌之前扔掉巧克力松糕、香烟和酒精。我们将闹钟放到卧室里离床最远的地方，以免闹钟响后我们伸手就能关上闹铃再次入睡。我们授权雇主从每一张工资单上扣除一笔钱放进养老金账户。我们克制自己在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前不去买让人分神的书刊杂志。我们总是当众发誓洗心革面，如果食言就会名誉受损。
在近代欧洲初期，人们奉行奥德修斯式自制的实践之一就是不再在餐桌上使用锋利的刀子。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西部开发时酒馆门口总有一个大家熟识的提示——“在门口交出枪支”，这和今天控制枪支的法律和裁军协议异曲同工。自制的另一种策略是远离麻烦，比如避免与仇人照面。打架的人接受旁人劝架，也是一种自制战术，而且还有避免承认自己软弱和胆怯的好处。
自制力还有各种心理战略，即重构对羞辱性行为的认知，对方的挑衅可以被看作对一个人荣誉的沉重打击，也可以是一个不妨忽略不计的摆谱，或者不过是肇事人的幼稚无知。人们时常提出忠告说“别介意，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或者劝你不要在意肇事者，说“他不过是吹牛皮”“他还是个孩子”“无聊人的无聊话，不值得理会”，还有谚语如“棍棒石头能断骨，言语随风不过心”，这些见识的背后都是人们的认知重构。
马丁·戴利和马尔戈·威尔逊表示，根据经济学的“最优利率模式”和生物学的“最佳觅食模式”，还有操纵自制力的第三种方式。他们提出，生物具备一个内变量，就像浮动利率，其可调整的幅度受控于对未来的预期。该变量的设定取决于社会环境是否稳定，以及人们的预期寿命。如果明天永远不会来临，就不会有人愿意为明天进行储蓄；如果人们身处乱世，也就没有信心能够收回自己的储蓄。达利和威尔逊对主要大城市中的不同居民区进行了量化比较研究，他们发现，预期寿命越短（只考虑暴力之外的影响因素），暴力水平越高。两者的相关关系支持下述假说：以年龄为常数，人们未来的生活岁月越短，暴力倾向越严重。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提升自制的第四个方式是改善人们的营养、健康和有节制地生活。大脑的前额叶是一大块代谢旺盛的组织，对葡萄糖和其他营养胃口极大。用身体的体力来比喻自制力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容，鲍迈斯特已经发现，当人们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或者从事需要意志力的工作而导致“自我消耗”时，血糖水平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如果给人们喝一杯加糖（不能是代糖品）的柠檬水，补充身体内的葡萄糖，他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通常会出现的挫折。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实世界中，低血糖、酗酒、滥用毒品、寄生虫负载，以及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缺乏造成前额叶损伤，确实能够降低贫困人群的自控能力，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冲动型暴力倾向。几项安慰剂对照研究均证明，向囚犯提供膳食补养品能够减少他们的冲动性暴力。
鲍迈斯特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使用的隐喻词有着极为真实的基础。如果意志力就像肌肉，在使用中因消耗能量而疲劳，而一杯提神的甜品就能让人恢复精力，那么，锻炼是否也能够增强人的意志力呢？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坚持展示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来提升意志力？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隐喻词一前额叶毕竟不是二头肌，不可能因锻炼而鼓胀起来。但是，在使用中我们有可能强化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的神经联络。同时，人们可以学习自我控制的策略，享受把握冲动的快感，尝试新掌握的行为自律的诀窍。
鲍迈斯特和其他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了锻炼对意志力的作用，他们要求参加者在自我消耗研究开始数周或数月之前开始执行自制锻炼计划。这些锻炼计划包括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持续记录他们吞下的每一口食物；参加体育锻炼、财务管理或者学习技能之类的项目；用平时不习惯使用的手刷牙或控制鼠标；对学生真正构成自制力挑战的任务是：说话时不用脏字，使用完整的句子，不用“我”作为句子的开始。经过几个星期的交叉训练，学生们在自我消耗实验中确实变得更有耐受力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出更多的自律。他们抽烟少了，喝酒少了，吃的垃圾食品也少了；花钱少了，看电视也少了，学习时间多了，更经常地清洗脏碗脏盘子，而不是一直把它们留在厨房的水池里。实验再次证明了埃利亚斯的推测，即生活小节上的自制力可以成为人的第二本能，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举止风度。
在接受“尤利两斯式约束”认知重构、内在浮动贴现率、改善营养和类似体能锻炼的机能训练这些调整之外，自制力还有可能是社会推崇的时尚。“在某些时代，自制力是一个体面人的优点：说明这个人成熟，有尊严是位淑女或绅士，位品行高雅的人，在另外一些时代，自制力成为嘲弄的对象，被指为拘谨、装正经、古板和道学。犯罪高发的20世纪60年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宣扬放松自制的时代：“为所欲为”“张扬自我”“感觉好，就去做”“让我们尽情狂放”。那10年的音乐会影片充分展示了自我放纵的主题，每一个摇滚歌星都试图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狂躁，以至于他们的冲动看起来都经过周密的计划，费了很大的心血。
这六条通向自制的途径是否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自我控制，从而让自我控制成为一个社会的特征？这将是文明进程理论诠释链上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外生的骨牌是执法的变化和经济合作的机会，它们产生倾斜性回报，让延迟满足，特别是回避冲动型暴力从长期看有利可图。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强化人们的自制机能，让人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不仅仅是担心被发现后的处罚。这个过程甚至可以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积极反馈环，而且是工程和人本双重意义上的“积极”。在一个社会中，当大家都开始克制侵犯性行为，个人时刻准备回击侵犯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因此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都减轻了，形成积极的良性循环。
根据霍夫斯塔特的数据，不同的国家可以在六个维度上呈现差异。差异之一，是追求长远收益还是追求短期利益：“长期收益导向的社会培育追求未来回报的美德，特别是储蓄、坚韧和应变能力；短期利益导向的社会则推崇与过去和当下相关的美德，如民族骄傲、尊重传统、维持‘面子’、承担社会责任。”差异之二是追求“放纵”还是“克制”：“放纵表示一个社会容许人们比较自由地追求人欲的满足，享受生活，寻找快乐；克制'代表着一个社会用严厉的社会规范压抑人欲。”当然，上述两个维度都与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关，而且两个维度存在相关关系（110个国家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45）。如果埃利亚斯知道有这样的数据，他会预测这些民族特质与该国的凶杀率相关。事实确实如此。长期利益导向的国家强调控制人欲，它们的国民确实在凶杀犯罪上有所节制
我将理性排在人类天性中四位善良天使的最后一位是有道理的。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理性是人类得以进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从我们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其他三位天使就和我们形影相随，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她们既未能防止战争，也未能阻止奴隶制、专制、制度化的施虐和压迫妇女。移情、自制和道德感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就推动近几十年和近几百年来的人类进步而言，她们自己也没有多大的自由度，行动的范围非常有限。
移情的圈子可以扩大，但是其弹性受限于亲族、朋友、同类和讨人喜爱的特性。理性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关怀应该延及整个群体，但移情圈子的极限距离理性指出的边界还非常遥远。此外，移情很容易变成纯粹的情感。只有理性能够教会我们扩张移情的窍门，也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以及何时我们可以将对可怜的陌生人的同情心转换为有行动意义的政策。
自制是一块能够锻炼增强的肌肉，但是，自制仅仅能够防范那些源于我们内心诱惑的伤害。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口号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说对了：人在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刻，应该摆脱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理性则告诉我们，不论这些时刻在哪里：当人们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不能侵犯其他人做自己事情的自由。
道德感针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资源提出三项伦理规范。但是道德感的运用却没有多少道德可言，它们大多是与部落、权威或清规戒律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在道德感的运用模式中有哪些应该被奉为规范。法理型思维，是真正可以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伦理规范，而它却与自发的道德感毫不相干。
理性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组合系统，是一个能够产生无数新思想的引擎。它只需要以基本的自利原则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进行编程，假以时日，其内在的逻辑就会要求它尊重他人的利益，而这个“他人”的数量可以是不断增长的。也只有理性可以认识以前推理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更新和改善。如果你发现我这里所做的论证有缺陷，是理性允许你指出疏漏所在，并给出你自己的论证。
亚当•斯密是休谟的朋友，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他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在文中的生动举例，直至今天仍然让人感到震撼。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当读到为数众多的陌生人遭遇可怕的灾变，比如1亿中国人在地震中丧生的消息时，我们会有何反应。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会承认，我们的反应或多或少会是下面这个样子。有一会儿，我们感到很难过，怜悯受难者，或者还会想到生命的脆弱性。也许，我们今天会开张支票或在某个网站点击一下捐款键，援助幸存者。接着，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享用晚餐，上床睡觉，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遭遇意外，即使与千万人的性命相比是一件微末小事，比如失去了小手指头，我们感到的痛苦却将如此巨大，无法忘怀。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玩世不恭，但是斯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论证他的观点。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这一次，你可以进行选择：你可能失去你的小手指头，或者1亿中国人失去生命。你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小手指头牺牲1亿人的性命吗？斯密预测，而我也同意，几乎没有人会做这样可怕的选择。但是，斯密问，既然我们对陌生人的同情远远不能和我们对自己私利的关切相比，为什么人们不做这样的选择呢？他通过比较我们的善良天使，回答了这个问题：
- 这不是人性温柔的力量，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之光，它们仅仅能够抑制私欲最强烈的冲动。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更有力的动机；每当这样的时刻，它就会发挥作用。这是理性、道义、良心，是胸中的居士，那个内在的人，是审判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兼仲裁者。每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到他人幸福时，是他向我们大声疾呼，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绝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之私的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标准才能纠正自私心理自然产生的偏差。是他向我们指出：慷慨是合宜的，违反正义则是丑恶的；为了更大的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利益是合宜的，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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