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洋玻璃制作技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生产的是透明度不高的铅钡玻璃。而在西洋玻璃制品及生产技艺传入中国后，中国逐渐兴起玻璃制品的消费风气。物以稀为贵，当时一些大型玻璃制品（譬如穿衣镜与镜屏）哪怕对于王公贵族而言都是绝对的奢侈品，更遑论普通人家。因此，在皇家和贵族之家，这种消费颇受推崇，玻璃制品成为了财富和权势的象征。
《红楼梦》中有十几处提到玻璃或描写玻璃制品。一是贾政屋里的陈设，一是贾母有一个丫环叫“玻璃”，还有一个是芳官，被分到怡红院后，宝玉为之起名叫“金星玻璃”。还有个细节写道宁国府贾蓉前来向嫂子王熙凤讨玻璃炕屏，想借来略摆一摆，因为要宴请一个要紧的客人。钟鸣鼎食的贾府尚需一架玻璃炕屏来充门面，可想而知这种大型玻璃制品在当时的上层社会有多稀缺。
《物.画.影》一书是横跨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等领域的多栖学者巫鸿教授之最新力作。其以大型玻璃制品——穿衣镜为载体，深入而细致地探讨了穿衣镜的诞生时代及其在中西方历史中的不同演化变迁。书名中的“物”、“画”、“影”即为该书论证的三个维度，即探讨穿衣镜背后的物质、绘画、摄影，此三者之间的互动演化历程。
书中分为上编《物件与映像》与下编《媒材与主体》。上编以法王路易十四为开端，从欧洲穿衣镜诞生的时代讲到紫禁城中现存的一些早期独立镜屏以及与它们有关的或人或事。下编则放眼欧洲乃至全球，侧重于讲述以穿衣镜为载体这种摄影模式的全球化流通。尤其展示了多幅以穿衣镜前的欧美女人为主题的摄影图像，直观反映出不同时代穿衣镜在欧美各国的历史变迁……
举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来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了一面叫作“风月宝鉴”的镜子，两面都可以映照出形象。一名道士把它交给了为王熙凤美色所魅的贾府远亲贾瑞，并郑重告诉他：“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并接着告诫说，“所以带它到世上来，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贾瑞却没有听从道士的忠告。他在镜子背面看到的是一个骷髅，但是在镜子正面中看到他日思梦想的凤姐，于是一次次进入了这个幻境去满足自我的欲望，直至最后被两个鬼卒捉走。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显而易见，这是镜屏正背两面的互动及其对欲望的象征激发了曹雪芹的想象，虽然这个双面镜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但它在文学中的存在点出了镜子与欲望、伦理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与巫鸿教授的跨学科研究息息相关的重要一点。
贯穿《物.画.影》全书，我们处处能看到美术探讨和历史及历史学研究融会交错、互相印证的情形。在巫鸿看来，具体的历史现象与人类行为或思维共同构成了典型的历史现象。书中在这方面有着些许精彩描述，譬如怡亲王胤祥作为与雍正关系最为亲密的兄弟，雍正一朝的第一权臣，他在史书中的记载之一就是向皇帝一次性交付数量众多、硕大而昂贵的镜屏，其中最大一件的镜心超过两米；再如现存于故宫博物馆的《平安春信图》的核心情节表现的是雍正将一枝梅花递给乾隆，无疑表现的皇位传承这个政治命题，也正暗含了平安春信”的隐喻；抑或出自19世纪女摄影师哈瓦登夫人之手的自摄像或其女儿们在穿衣镜前的倩影，无不反映了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穿衣镜前的女子”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摄影样式。
此外，在巫鸿教授以往的艺术史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很深的人类学方法论的影响。人类学关注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把艺术创作看作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促使他把眼光从局限在图像上转移到周遭的与其密切相关的各类行为上去，转而思考艺术品与作为主体的人类行为之间的有机关系，而非仅仅将艺术表现看作孤立的图像。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作者依旧沿袭了以往的写作风格，其将对社会政治、历史以及文学的研究和对礼仪美术的重新审视结合起来，这种视野不但为美术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且反过来也为上述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启发。《物.画.影》作为其研究穿衣镜历史的专著，它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使得这本书同样对其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研究中的超前视野和深厚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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