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其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典现实主义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挑战，大量的欧美作品翻译过来，一度取代了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与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一起开辟当代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荒诞派、黑色幽默，直至后现代式的先锋派……中国文学无疑在艺术上上了一个台阶。然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先锋派，都属于阳春白雪。艺术创新固然需要，但文艺的人民性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和责任。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实主义获得了一次崭新的再生。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阿来都各自写下既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特色，又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作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在客观上解决了文艺走向大众、面向大众的问题。图书市场的销量、电影市场的票房，就足以使大众成为接受的主体。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产品，它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地分享文艺作品的各种成果。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也并非因此而演化成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阶级论”被淡化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文艺具有了人民性，但它与文艺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人民性无疑还是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新时代赋予文艺服务人民以新的内容，同时也赋予人民性以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新人民性”，这就是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放在首位。正是因为“新人民性”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而才能如此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当然，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互联网众声喧哗，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文艺依然不能放弃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责任。在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文艺繁荣格局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疑应该始终起到引领作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民性”才能真正圆满实现。节选自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材料二: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满足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对于诗歌的精神生活需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其所谓“天意”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而人间的主体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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