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七都人，今湘潭市上云湖桥镇人。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字纫秋，壬秋，又称壬父(尝以二字作篆印，颠倒如“文王”，可见其志趣不俗)，所居为“湘绮楼”，世人又称为湘绮先生。他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然而和桂阳却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
桂阳直隶州知州汪学灏，浙江仁和人，在湘为官多年，咸丰十一年(1861)署辰州府，同治元年(1862)任常德知府。同治三年署运使衔、湖南候补道实授桂阳直隶州知州。汪学灏任职桂阳期间，正值湘军荡平太平天国起义，进入所谓的“同治中兴”时代，正如王闿运在《桂阳直隶州志》中的《叙志篇》所说的“百废渐举，万物荣绪”，萌发了盛世修志的想法。当时桂阳籍的中兴将相陈士杰(时任江苏按察使)、魏喻义(时任浙江兵备道)、杜学礼(时任广东高廉兵备道)、刘覃澍(时任浙江尤溪知县)、夏时(时任工部主事)等纷纷出资蓦粮，桂阳修志热情空前高涨。知州汪学灏在湘为官多年，早闻王闿运的文名，决定聘请王闿运主修《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此时王闿运已从湘潭移居湖南衡阳石门，于是桂阳直隶隶州知州汪学灏亲自携重金赴衡阳拜访王氏，王氏是一个非常清高的文人，见知州汪学灏亲自登门，欣然应允。
王闿运从同治四年到同治七年五月一日，历时三年终于修成了被史家誉为“鸿篇巨志，条贯古今”的《同治直隶桂阳志》，这是王闿运所纂志书第一部，历来被推为湘中名志。这部志书之所以备受推崇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体例方面遵循章学诚“志即史也，志乃史载”的提法，全书仿《史记》的纪、传、志、图、表五体设篇立目，且效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殿后的作法，以包括修志沿革和凡例在内的序终其篇。主修牧令均不撰一言，这和当时那时通行的请大吏作序冠于篇首的作法大相径庭，而和郭嵩焘《湘阴县国志》的处理方法有些类似之处。在体例上别开生面，打破旧志以“天系冠首”的惯例，即不在卷首列“皇言”、“诏谕”之类的官样文章，一反志家首重“圣天”的做法，以“星野”开头，开宗明义地推出《疆域志》作首篇，此外对海外皆同的“文庙祭器，佾午诸制”皆从删略。湘绮秉其“欲研经史，穷究地形之旨”于舆国之绘志，用力尤勤，在疆域志中列城乡图十七幅，使全州之“村市、圩铺、津梁、寨堡、山川，形胜毕具”。在内容辑录和材料取舍方面，湘绮更是独具慧眼，他能在“述往事，知来者”的总目下，“考朝典，征古文，通时事，论治原”，选取那些最能反映全州古往今来的有关政治兴衰，人民休戚的典型事例，浓墨重彩予以记述，而且往往能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如为完整记述境内瑶民的历史和现状，设置了《洞瑶志》专篇，对瑶族的族源、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民族特征都作了详尽的记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经过实地考察后，对瑶民起义竟作出了“与外间传闻殊异”的结论。公正地指出“瑶本不叛，瑶何负于国家”。在《食货志》中勾勒了桂阳的经济发展脉络，改变了过去人民对桂阳认识上的偏差，过去桂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地瘠、民贫、农惰、工拙、商贾断绝之区”，王在实地考察之后，认为桂阳“郡跨岭，绶南海之珍，其繁会雄富旧矣”，指出桂阳“称八宝地，八宝者，金、银、铜、铁、铅、锡、水晶、石炭也”。《桂阳直隶州志》文辞典雅，考据充分，可读性强，近人李肖聃称“桂阳、衡阳之志，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旧日湘中山水之纪，先贤旧耆之篇，较此华章，黯然失色。盖邵阳圣武之纪无此伟观，玉池湘阴之图，逊兹雅韵”，将湘绮置于魏源、郭嵩焘之上，实不觉为过。
汪在主修桂阳直隶州期间，就住在桂阳州署后堂，为迎接大文豪王闿运的到来，汪在州署后加盖了一间小楼阁，由于原址是州听事后堂，原州听事堂于咸丰九年被石达开部所毁，就把这间小楼阁叫作“复见堂”，王闿运专为这小楼阁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复见堂记》。王闿运就足不出户地住在楼上，用一个月的时间查考和桂阳有关的历史文献。王闿运主修《桂阳直隶州志》时只有三十五岁正值壮年，精力充沛，为取得第一手资料，实地徒步考察桂阳州。逐村走访，挨户访问，鉴于桂阳乡民大多聚族而居，故标小地名之后，还注明了姓氏，如北关刘、官溪李、莲塘彭、泗洲陈，对桂阳的姓氏分布，了如指掌，为古今方志之独创，如此详细，古今罕见。为弄清桂阳河道，王闿运第二次自同治六年仲冬至七年仲春，利用枯水季节的三个月的时间，徒步勘踏了州内的主要河道，“穷钟深之二源，明溱涯之会注”，于各水之“道里曲折，毛发不苟，依水诸山，亦并登历，远迩小大，悉悉致审详”。通过这种认真的实地勘察，不仅绘出了精详的水道图十五幅，而且纠正了郦道元、顾炎武等人著作中关于州内山水的谬误。就连王闿运自己在水道图绘成后曾自鸣得意地说：“诚使天下志郡邑，皆如余之图桂阳，则千古地理沿革之故，昭然若日月之照临矣!”
王闿运在桂阳修志期间所待时间较长，结识了一大批桂阳名流。如陈士杰、魏喻义、夏时等当地名流。尤其是和陈士杰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考察桂阳期间，就是落住在陈士杰的老家泗洲寨。后来陈士杰任为鲁浙巡抚时，王不但为陈士杰谋划过许多官场上的大事。后来陈士杰还把几个儿子委托给王闿运，因而陈士杰的几个子侄都是王闿运的学生。陈士杰还把自己钟爱的五女儿许给了王闿运的儿子，发展成姻亲关系。王闿运和陈士杰一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陈士杰过世后，王闿运不但亲自主丧，撰写挽联：
危苦建功名，休云爵未酬劳，看满门簪笏綦缨，当世公卿何此福；
精明归浑厚，自许鉴无虚照，想同辈雌黄月旦，不言桃李亦成蹊。
陈士杰妻颜氏病逝后，王闿运作挽联以示悼念：
勤俭著徽音，列戟门高，更喜诸郎班禁近；
忧虞增阅历，鸣笳归早，重还故里即神仙。
王闿运为桂阳泗州陈氏宗祠题了
对联：
孤垒捍神京，乐范论心，分谤生民功不朽；
新祠邻故宅，曾杨把臂，世家乔木泽偏长。
现桂阳县泗州乡还流传着王闿运很多趣闻逸事。
其次是和夏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王闿运比夏时大三岁，两人早在参加全省乡试时就已经相识。王闿运来桂阳修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夏时的推荐。夏时当时为工部缮清时，是桂阳修志的重要股东之一。夏时为桂阳莲塘大湾村人，是陈士杰的外甥。又名佑简，字书命，号菽轩。清咸丰十一年(1861)补辛酉科举人。同治四年(1865)会试后调任知县，旋改主事签分工部缮清吏司加二级，以道员分发修补委办机器局总办。光绪28年(1902年)夏时调江西巡抚部院兼提督军门，乡试监考官，赏给花翎头品顶戴，王闿运受夏时之聘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光绪二十九年，为江西大学堂总教习，上书反对改学制，引起江西各界不满，遂辞职。辞职后的王闿运滞留在南昌，被夏时聘为幕客。直到光绪三十年，夏时调任陕西巡抚，王闿运才离开江西返回湖南。桂阳大湾夏氏宗祠还残存有王恺运的手迹对联“锡祚自玄珪，门列双旌，更有五云扶栋宇；发祥依白阜，枝分百世，定荣丹桂报馨香。”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隔，乃可言《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字形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通注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王闿运培养了许多桂阳子弟，如陈兆文、陈兆葵、陈兆棠、夏寿田等，其中最著名的有夏寿田和陈兆葵和陈兆文。
夏寿田(1870--1935)又名启中，字午贻，又字直心，晚年自号天痴道人，为夏时之子。王闿运一生钻研分为三种学问，诗词之学(最有名的徒弟是齐白石、寄禅法师)，仕途之学(最有名的是夏寿田——戊戌年榜眼)和帝王之学。杨度是王闿运为自己千挑万选的帝王之学的唯一传人。夏寿田家境丰厚，独能勤学，初为州学优廪生，后师事王闿运于衡州船山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十八年会试取誊录，官刑部郎中。二十四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二十八年，以“妄言忤旨”被革职。宣统三年(1911)起复，供职翰林。民国成立后，夏寿田任湖北民政长，旋以鄂人反对去职，赴京。民国二年(1913)入袁世凯大总统府，任内史。次年充约法会议议员。民国四年(1915)年拥袁称帝，致为世人所诟。帝制失败后，在京创办《谠言报》，参加发起共和统一会。南北军阀混战期间，曾入曹锟幕，充机要秘书。民国十一年(1922)夏，因曹锟不愿吴佩孚坐大，他曾协助杨度说曹，使不许吴佩孚入粤援助陈炯明，孙中山当时困境遂得缓解。民国十六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拟委任为青岛市市长，夏寿田辞不就，赴上海定居。参禅学佛，自号畸道人、直心居士，寄情于诗词字画。民国24年(1935)7月病卒。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影响了夏寿田的一生，以致夏寿田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得力助手。
【陈兆葵】，字完夫，是陈士杰的长子，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潮州知府等职，为王闿运的学生，曾为王闿运整理了《王志》一书，王闿运的早期作品大多为陈兆葵整理。陈兆葵可惜英年早逝，王闿运得知陈兆葵去世后，心痛不已，作两联曰：
节钺启嗣臣，武达文通光列戟；坛山开世族，弟劝兄酬胜八龙。
经史词章得替人，主期光大门楣，同寻陋巷簟飘乐；
狱讼平反推老吏，所惜衰羸形役，遽舍京尘布靖归。
痛惜天不怜才。
【陈兆文】，字石荪，号松石。为陈士杰之兄陈士元之子，光绪二年丙子二甲二十二名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浙江学政、甘肃主考、太常寺卿、奉天府丞兼学政、顺天府尹、曾出国考察宪政，光绪三十一年任都察院副都御史。
【陈兆棠】，为陈士杰之子，曾任潮州知府。
王闿运除撰写了《桂阳直隶州志》外，还留下有二十多万字的吟咏桂阳的诗、联、文、序。如《登龙渡峰》、《复见堂记》、《桂阳山行》《赠龚际尧、尹人墉》等。他和弟子陈兆葵论诗的大量书札，如《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论七言绝句法答陈完夫问》、《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等一大笔文学财富。遗存在民间的各种族谱序言和行状，如《陈侍郎行状》、《陈氏家序》等。在其《湘绮楼诗文集》中有很多描写桂阳的诗文。
发布时间：2016-05-1208:34
来源：视界桂阳图文策划工作室作者：彭广业
附录：一代宗师王闿运
资料来源：时间互动大百科
2022-02-10 00:23
章太炎对并世之人多不许可，而称“王闿运能近雅”。秦树声谓“大江以南，无一个能提笔为文者，湘绮可算半个”。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谭伯牛先生称其为“能沟通两代湖南人的桥梁”的人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今湘潭县云湖桥镇山塘湾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民国二年，他出任国史馆的馆长，即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以“帝王之学”传名于世，他一生历经了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和民国初年，是晚清民初极具影响力的经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纵横家、史学家。
王闿运乃一代名士，湘楚大儒，为人处世恬淡洒脱，性好远游，大半生奔走江湖，足迹遍及长江上下、大河南北。他一生交友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俗子，无不相欢。他尝以纵横家自许，建言献策，评时指政，虽不乏精辟之见，但多不被采纳。
王闿运因仕途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传道授业，在晚清书院教育衰颓的情势之下，他力倡通经致用，“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抟土成人，点铁成金”，“成就之士多至数千人”，可谓鸢飞鱼跃，桃李芬芳，门满天下。
船山书院旧址
他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历任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后授徒于湘绮楼中，再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三千余人。
名弟子如杨度、杨庄、杨钧、夏寿田、齐白石、八指头陀、宋育仁、杨锐、廖平、胡元仪、易顺鼎、刘光弟、曾广钧、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得教益于王闿运，其影响及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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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就曾题诗感怀恩师：“忆旧难逢话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王门许多弟子在他生前身后，一直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大舞台，近代湖湘人才辈出和巴蜀学术的复兴，与王闿运精心培养的大批人才是分不开的。
王闿运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可谓“狂”到极点。中兴之臣曾国藩，他当面抬杠；封疆大吏左宗棠，他写信痛骂；名将曾国荃，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甚至是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他也完全不放在眼里，这就是被称作“晚清第一狂人”的王闿运，一个从来没有叱咤风云，却能够在诸多大佬中来去自如，还被奉为座上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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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闿运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
王闿运高龄长寿，著述甚丰，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他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不应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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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的文章，师法魏晋，骈散兼善，新意迭现。最著者当推《湘军志》，虽然其作志立场不足为道，但一意步司马迁、陈寿、范晔后尘，直言无讳。
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再现笔端，以致书成之后章寿麟欲饱以老拳，曾国荃扬言灭杀，郭嵩焘勒令毁版，王定安另撰《湘军记》。
《湘军志》 王闿运 （节选）
但《湘军志》仍不胫而走，不久重版，广行于世，赢得嘉誉。其文辞华美流畅，谋篇雅洁有法，史料繁简精当，笔锋蕴含褒贬，不虚美、不隐恶，确为客观的史家笔法，体现了王闿运特立独行的品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此书“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
在书法方面，王闿运篆隶楷行皆有造诣，而尤其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时人所称赞。子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闿运解曰：“学文，谓写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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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体力行，三十岁後，每天钞三页经书，约一千二百字，坚持三十年，自谓“书自成章，且可暗寻书理，养心悟道，胜于临摹碑帖”，甚至生出自信，以为可以抗衡当代三大书家，何绍基、莫友芝、陈孚恩，而无愧色。爱书善书者大概不敢轻易信从湘绮楼主的写字法，然而都能感受到他的字，“古泽书气，醰乎有味，于书家外别成一格”。
李肖聃《湘学略》说：“湖南学术，盛于近世。明清两代，乃有四王：船山于《易》尤精，九溪考古最悉，葵园长于史学，湘绮号曰儒宗。”
王闿运 行书节录《陈夷务疏》
纸本 38.4×147cm
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诚如谭伯牛先生所言：新民国与旧帝国之间的王闿运，前半生所遇湖南人，改变了中国，後半生所遇湖南人，改变了中国。他没改变中国，只是尽其一生，葆其赤子，不去改变“天开文运”的自己。
王闿运 行书诗文 立轴 88×35cm
王闿运画像
附录：文史 | 宅心仁厚的王闿运
各界导报 2023-02-09 11:48
发表于陕西
作者：眭达明
约九万三千字的《湘军志》，王闿运一共写了四五年，可谓用尽了心力。可是书一出来，就遭到不少人攻击，认为是“谤书”，迫使作者将原版交给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其实《湘军志》对人对事是不一样的：对事，秉笔直书，十分严苛；对人，宅心仁厚，笔下留情。不信可以试举几个例子。
“不得进”与“不敢进”
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李元度轻失徽州并与曾国藩闹翻后，急于转祸为福，于是改换门庭，投入曾国藩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怀抱。不久又拉起一支八千人武装并取名为“安越军”。“安越”云云，顾名思义，就是援救浙江、安定浙江。
李元度率领安越军进入浙江地界后，正是杭州危如累卵之时。王有龄一面加大分量给安越军送钱，一面递上奏折，请求撤销李元度原有处分并授予浙江按察使实缺。他这样做，一是兑现当初承诺，二是希望李元度火速进兵、救援杭州。
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安越军到了衢州后，却在这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哪怕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盼李元度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就是“安”驻衢州不动，直到杭州快要被太平军攻破才到达龙游城外。
当时杭州城内天天传说：安越军快到了！其实是地方大吏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出的空气。龙游离杭州，还有好几百里路程呢！
安越军是专为援救浙江组建的，进入浙江后为什么裹足不前、见死不救？《湘军志》的说法是：“至龙游，阻遏不得进杭州城。”
“阻遏”当然有，但如果真想救人死活，遇上再大“阻遏”也应赴汤蹈火、奋不顾身。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又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李元度岂能不懂这些简单道理？所以关键还是他觉得自己不是太平军对手，冒死去杭州也救不了王有龄，反而会搭上自己性命，因而犯不着蹚这趟浑水、打这个烂仗。安越军营官吴士迈，就是这么说的，王闿运无非宅心仁厚，笔下留情而已。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西、湖南和湖北境内游历的赵烈文来到吴士迈老家岳阳县，与“甫归自浙”的吴士迈见了面。吴士迈是宗岳营营官，跟着李元度一路到了浙江衢州。赵烈文和吴士迈早就认识，又都与李元度友好，相见后自然会说到浙江形势和安越军近况。吴士迈说：“杭州已合围，城中食尽，专人买米于沪，令夷人（外国人）运入城。绍兴九月下旬失守，宁饷道阻，势已不可挽回。李次青（李元度）全军在衢境不敢进。”
“不得进”与“不敢进”虽只一字之差，但前者是理由，后者是事实，也是态度。李元度主观上没有赴死之心，客观上又确实困难重重，等待王有龄的只能是望眼欲穿，欲哭无泪。
吴士迈到浙江的事实，周腾虎日记也有明确记载。当年七月中旬，周腾虎从杭州冒死出来，前往江西求援，九月八日在与衢州接壤的广信府和李元度及吴士迈见了面：“吴君惕庵（吴士迈号退庵）为巴陵（岳阳古称）绩学之士，次青之友，余吴门旧识也，亦同次青来，深谈良久始散。”
正因为吴士迈刚从浙江回来，所以最能真切地了解当时情况并道破其中事实。
另外，同治七年（1868）十月五日，当时在金陵书局工作的张文虎，读过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后，也在日记中写道：“次青亦节相（曾国藩）门下士，自负奇材，保举至臬司（按察使）衔，咸丰、同治间督兵救浙，以畏缩被劾免。”
可见李元度在衢州“不敢进”的事实，在当时得到了普遍认同。
给吴士迈和赵焕联等人留面子
用“不得进”三字为李元度留面子，王闿运用心确实良苦，而他给吴士迈和赵焕联等人留面子，则分明有偏袒湖南人之嫌。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战役尚在进行，湖北方面就未雨绸缪，派提督博勒恭武领兵驻防岳州，前锋部队更是驻扎在西南数十公里外的临资口和土星港一带。这里既是湘江、资水交汇处，又是进入洞庭湖的门户要道。湖北巡抚常大淳还委任当地绅士、在籍候补中书吴士迈募集当地“渔勇”千余人助守。湖北方面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防止太平军进入洞庭湖，然后北窜湖北。应该说这是一条颇具前瞻性且具有双保险作用的布防思路。然而太平军的战船尚未开到土星港，吴士迈所募“渔勇”就作鸟兽散，前锋兵营也随之土崩瓦解。太平军将清军凿沉在河中的大船迅速清除后，又将早先截留在内河中的上万条商船和渔船掠为己有。势力大增的太平军很快攻入岳州城，主将博勒恭武“闻贼将至，先于初二日带兵回鄂，同城文武亦即弃城而逃”。《粤匪纪略》作者萧盛远为此感叹说：“开门揖盗，真奇事也。”
《湘军志》记载此役经过，却是这样写的：“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即临资口）。十一月己酉，破岳州。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
王闿运对战事不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且对博勒恭武等带兵将领没有一字之责，吴士迈更是以土人（本地人）代之，确实宅心仁厚。郭氏兄弟后来评议《湘军志》，可没这么厚道：“巴陵绅士吴士迈诣湖北巡抚常文节（常大淳死后谥‘文节’），以防守岳州水路自任，文节信用之，于土星港设栅，遏上下商船万数。贼未至营田（即荣田驿），士迈已先遁走，悉以所遏商船资贼，贼遂大炽。此贻误天下之最大者，而转讳其名何邪？”
王闿运给赵焕联留面子，则发生在同治四年（1865）“霆军”叛军进入湖南之时。当年四月，鲍超的“霆军”奉命救援西北，自江西出发，行至离武昌六十里的金口，声称不还清百余万两欠饷不肯开船。带队将领无计可施，“霆军”当即反叛，并结队大肆抢掠。“霆军”剽悍有名，沿途官军畏之如虎，一路大开绿灯。进了湖南同样如入无人之境，后来遇到陈士杰的广武军，才吃到苦头。《湘军志》记载此役经过，是这样写的：“霆营剽悍有名，诸军畏之过于大寇，遂自袁（江西宜春）、吉（江西吉安）入攸（湖南攸县），残安仁（湖南安仁）而南。湖南屯军至众，当突而过，先败赵焕联所部军，刘德谦要之，不及，委所掠东走，德谦军收赵部军械无算。叛军至桂阳县，乃遇陈士杰拒战，大破之，余千余人逸去。”
王闿运所写虽是事实，却相当大度地保留了赵焕联的面子。作为湖南本地最主要防军，赵焕联的和字营，与其主将一样，全都差到不能再差地步，否则轮不到陈士杰建立奇功。
据《翁同爵家书》记载，和字营有七千人之多，已养兵数年，月需饷银及军装等五万余两，共计花费资财三四百万。但这支部队皆由无赖游民组成，从未经历战阵，扰民却十分在行。翁同爵时任湖南代理按察使，对其表现了如指掌：“今年霆勇叛窜，事起仓卒，省中无勇可调，于是令和字营赴界防堵，中丞（湖南巡抚李瀚章）亦明知其不能办贼也。而玉班（赵焕联）畏葸不敢往，以病请假，令一张副将玉贵统之而行，贼窜攸县、安仁、兴宁等邑，和字营处处尾追，从未进剿一仗，却时时虚报获胜，其奸淫掳掠，反甚于贼，凡民间之木器、粮食、水缸、大柜、马桶、石磨，无不载归，皆由水路运归，其船只络绎于道，故此数邑人恨之入骨，外间颇有訾议之者。”
他们哪里是去防堵叛军，而是趁机到民间抢劫。刘德谦的威信军，虽与叛军干过仗，但也是虚晃一枪。真正起作用的是陈士杰的广武军，不是他在桂阳将叛军打退，湖南可要遭大殃了。
和字营的表现无异于土匪，对这样的部队和其主将，王闿运都不忘保留面子，说他丧失了书写史书应有的褒贬原则，甚至都不为过。
对事秉笔直书
与对人宅心仁厚不同，王闿运对事秉笔直书，写了许多让湖南人感觉不舒服的话语。如开篇第一段写到的事实，就让很多湖南人难以接受：“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众所周知，太平军是被湖南人为主体的湘军打败的，湖南兵威之盛也由此而来，王闿运却说太平军后来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能够闹腾大半个中国，也是从湖南开始的。在他看来，太平军当初进攻长沙时，完全有可能将他们围而歼之，结果却十分慷慨地放了一条生路，这个责任当然要由湖南承担。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有意贬损湖南人吗？！正因如此，所以郭嵩焘兄弟后来评议《湘军志》时，才会愤愤不平说：“此等叙述，低昂抑扬，徒滋后人疑。”
在写给湖南友人的书信中，郭嵩焘甚至摆出了要拿王闿运问罪的架势：“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王闿运）之果为何意也。”
其实王闿运之外，亲身参与了长沙保卫战的左宗棠，事后给朋友写信，也承认了湖南人对太平军“始合围而纵之”这一事实，只不过他是为自己表功，又写在私人信件中，才没有《湘军志》刺眼，也不为众人所知。
左宗棠抵达湖南省城之前，太平军就已打响长沙攻坚战。一方要打下长沙，一方要殊死保卫，双方寸土必争，激烈搏杀，战况之惨烈可想而知。然而这也是左宗棠展现才华的绝佳时机。
从胡林翼等人的推荐介绍中，张亮基知道左宗棠具有超强能力，又了解此人做事独断专行，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于是明确表示：一切听左宗棠的，让他放手做事，绝不干预。左宗棠也不客套，当即献上了“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将太平军歼灭。
左宗棠的胃口虽然不小，计策也绝对高明，如果照他的想法行事，历史恐怕就要改写。可是别忘了，左宗棠只是一个刚出茅庐的普通师爷，人微言轻，根本左右不了清军的战守大计，即使张亮基也无法做出最后决断。
当时长沙城内外，清廷高官云集，新旧巡抚就有三位，分别是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已卸任的原任巡抚骆秉章，太平军入湘后奉旨帮办湖南军务的江西代理巡抚罗绕典（湖南安化人，丁忧回籍已服阕）。此外，由于在广西和湖南打了败仗而被革职的钦差大臣赛尚阿，也待在城内。武职官员则有两名提督和八名总兵。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司令。
另外清军在长沙城内共有守兵八千余人，已经抵达城外的援兵，则有近五万人，领导力量不可谓不强，兵力不可谓不盛。太平军方面，则只有河西万余人，河东二万余人，其中精锐不过数千，其余都是沿途加入的群众，所以在兵力方面，清军占有很大优势。
问题在于清廷大员和各路援兵，都是临时凑合到一起，彼此没有统辖关系，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加之畏战情绪严重，无不观望等待，所以城外援军“皆遥壁数里外，相顾莫肯进”。
更难办的是，张亮基上面还有一位更大的领导，就是新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徐广缙。这是一个胆小如鼠又不敢承担责任的人。赴任途中，他听说长沙形势危急，不仅故意放慢脚步，而且对张亮基和左宗棠送来的咨请，有时也不答复。在这种情况之下，张亮基和左宗棠怎能调集城外援军，在河西围歼太平军呢？被困守在城内的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日夜调配武器和兵力，拼死抗击太平军攻城，这才使得太平军未能突入长沙城。
就在清军将领互相扯皮推诿、各路援兵一心观望等待的时候，洪秀全决定从长沙撤军。从此，太平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向更远的前程。
此时，徐广缙等人才后悔没按左宗棠的计策行事。在写给女婿陶桄的信中，左宗棠为此埋怨说：“徐爵帅（徐广缙）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此事断非此公所能了。人言其沉毅有谋，实太不伦。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向军门（向荣）来书亦然，然已无及矣。使当赛相拿问（赛尚阿革职拿问），爵帅未到之先，即用中丞（张亮基）署理大臣篆务，贼纵不即平，亦万万不至蔓延北省（湖北）。虎狼落阱，复又纵之，俾得从容逸去。”
他又给胡林翼写信诉苦：“此间兵勇非不足用，副将、参、游以下未尝无人，逆贼已趋死地，而未能即行扑灭者，事权不一；又新值易帅之际，无所禀承，未免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也。”又说：“行间八总兵，同城两提军（提督），新旧三中丞（巡抚），彼此不相承摄。屡经中丞（张亮基）函致爵帅，乞其速临，又咨爵帅及福军门（徐广缙派来的提督福兴），将河西吃紧情形一一详陈，速其前进，总置不理，殊令人无从揣测。”
骆秉章自订年谱也说：“河西原有官兵万余，向军门（向荣）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广西带兵到湘，不敢到长沙，止住湘潭，殊属可笑。赛中堂（赛尚阿）已奉旨革职拿问，是以指挥不能如意。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大学士赛尚阿）、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
骆秉章写到的“在城外者两总督”，一位是湖广总督徐广缙，另一位是前任程矞采。在叙述长沙兵力和清军领导人数方面，骆秉章的说法与左宗棠略有不同。考虑到左宗棠的信件写于当时，骆秉章自订年谱是后来凭记忆撰写的，所以本文采用左宗棠的说法。
正因为“始合围而纵之”是铁一般过硬的事实，所以湖南人对王闿运的秉笔直书虽然极为恼火，但也无法否定。当然，他们后来都把责任推到了徐广缙身上，并为自己涂脂抹粉：“平寇者，湘军之力也；纵寇而使之东窜，当时大帅为徐广缙，在湘军未起之前，于湖南无咎也。”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徐广缙才进城，不久即被撤职查办交刑部治罪。将脏水泼到一只死老虎身上，再将其痛打一顿，当然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不过需要说句公道话：临危受命之后，徐广缙虽有避战之嫌和渎职之咎，但让一个空有钦差大臣头衔而不在实地指挥的人承担全部责任，总觉得不那么厚道，正因如此，所以王闿运说“洪寇之盛，由湖南始”而没有点徐广缙的名，无疑也是宅心仁厚的体现。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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