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的时候，我就生长在一个有着“鱼米之乡”的瓦埠湖畔。这里水草丰美，水鸟成群，每年汛期过后，两岸鱼鳖虾蟹，随处可见。家里有会捕鱼的几户人家，日子还算过得去。
瓦埠湖，淠河的一个支流，蜿蜒曲折汇入淮河，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这个在地球上连一个点都找不到的小村庄，陪伴我度过了懵懂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不和别人比”深深嵌入我幼小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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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不开的谜团
孩子的心思简单，喜欢家里有客人来，我也能经常去别人家。
最渴望，最羡慕的就是，梅子去姥姥家拜年。
她会穿上新衣服，手舞足蹈地跟在家人后面，蹦蹦跳跳，跑跑走走，别提有多神奇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跑回家，拉着妈妈央求她带我去姥姥家，妈妈总是眼圈红红地低头看着我：“我们不和别人比”
渐渐地，我发现每天陪着我的就只有姥姥。妈妈从早到晚都和村里的人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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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平静如一潭死水，村里其他孩子们的“特权”我们没有，家里很少有亲戚走动，妈妈也从不走亲戚！
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有姥姥家可走？姥姥又为什么一直和我们一起住，成了我那个年纪解不开的谜团！
二、不速之客
在我五六岁那年春末夏初，家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陌生的人。自称是我大舅，和表姐，让我去找我妈。我欣喜若狂，一路狂奔，边跑边大声喊着，妈妈，我大舅来了！我大舅来了！
妈妈停下手中的锄头，愣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讶异，恐慌..……
那时的我，很难理解妈妈表情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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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的我，扯着妈妈的褂巾，妈妈我们回家吧。妈妈扛起锄头，不说一句话，牵起我的手，默默往回走。
走到家门口，看到大舅和表姐，“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年没有你们的消息……”怨恨，激动，委屈和着眼泪，顺着脸颊刷刷流下来。
大舅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张开的嘴巴，突然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微微颤动着，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最终只是苦涩地摇了摇头。
妈妈掏出钥匙，打开了用粗铁丝拧的锁扣上的锁，从门口缸里舀了一瓢用明矾净过的水，放在灶台上让大舅洗脸。自己却急匆匆往门外走，并且说，“我去给队长汇报一下家里来客人了。”
家里来客人，为什么要去跟队长说？这又成了我的一个解不开的谜！
三、细话别离
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听着妈妈和大舅的对话。昏暗的罩灯映照着妈妈的背影，在泥巴墙上投下细廋的影子，影子里的妈妈，双肩在抖动，隐隐听到妈妈的啜泣声。妈妈的声音低沉悲切。“这么多年了，没有你们一点消息，姥姥跟我从梅山下放到老家，我被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姥姥跟着我担惊受怕，重没享过一天福。生病时，家里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杀了，冰天雪地，找不到柴炖。
孩子的爸爸在外地，也被下放到农场放牛，还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个侄女上学，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也没有多余的钱寄回来。亲戚朋友家能借的都借遍了，也找不到钱给姥姥看病，拖到第二年春天借到了钱，把姥姥送到区镇医院，姥姥就再也没有回来，就连死后衣服也是十一二岁的大女给穿的……
当年，你把我陪嫁的金银首饰变卖一空，一家住到天津大都市享福，我带着孩子和姥姥下放到这里，日夜劳作，家里一样吃上顿没下顿，更别提自由，一家老小还要忍受村庄人的辱骂。
出门请示汇报，来人汇报请示，还要经常挨批斗。每次听到要开批斗会,我都吃不好，睡不好。无论多么小心翼翼，都会被扣上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帽子。”
唉……！大舅无奈地摇摇头，低声说到：“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天津工作，成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足，三个孩子也慢慢长大，老大初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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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到淮北农村，第一年春节，生产队里分了点猪肉，他没舍得吃，准备带回家过年。想早点到家，走小道，抄近路，被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看见河里结了厚厚的冰，试了试，觉得可以从冰面上淌过去，冰破了，掉进冰窟里，篮子里的肉和花生🥜散落在冰面上滚出两三丈远。等到村民发现打捞上来，已经冻硬了！
孩子妈经不起从天而降的打击，一病不起，没几年也去世了。我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下放到安徽一个地级市，靠挑大粪维持生计……
这么多年了，虽然日子过得艰难，因改造期间表现良好，总算有点自由了，惦记着你们就带着女儿找你们来了。
我相信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一夜，我似乎长大了，明白了一切。我的谜不解自破。
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过去姥姥家。也知道了“地、富、反、坏、右”当年的待遇。
四、云开雾散
春天终于来了。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家里养了很多年，重来没有开过花的牡丹，竟然开出了鲜艳的花朵。此后几年，我们家的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也被摘掉，八十年代初，举家户口迁往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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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不于他人比，不于他人争。和自己的昨天比，过去比，凭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做最好的自己。
台湾作家林清玄先生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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