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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格局催生的书写格调

话语格局催生的书写格调

作者: 默羊湘 | 来源:发表于2018-06-24 20:00 被阅读0次

    ---2017年湖南散文综述

    凌鹰

    从2014年开始撰写湖南年度散文综述,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基本了解了湖南散文的写作趋向。原本并不太成熟的散文作者,都在以全新或富有创造性、探索性的文本一步一步介入散文领域,呈现出新的、多元的话语格局,由此催生出更微妙更个性更新颖的散文创作走向。而一些早已有所成就的作家,其散文在保持已然形成的风格的同时,更加趋于老到厚重,更见其散文的功力底气。

    湖南散文日渐稳健的步态,不难让人感知到它在湖南文学界以至于中国文学界的良好趋势和发展阵容。

              一  地域风物:心灵印迹的见证与储存

    湖南的湘西是由浓郁的风情风物构成的一方民族厚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或从这里走出来的作家,其文字自然会受到这块土地上的风雨云烟的熏染。刘晓平、谢德才等,其散文作品就明显刻下了湘西印记。刘晓平是个很有湘西经验的作家,发表在《满族文学》第6期的《湘西印象》是几篇短章构成的散文组章,其中的《醉乡》记叙的是在湘西大山里的一户人家喝酒的往事,那个陪客人喝干了家里的酒出去买酒的男主人一夜未归,第二天才发现他醉倒在屋外晒谷坪的画面,足以让读者感受到“醉乡”的意味了;《酒楼》写出了湘西大山里简易的酒楼里湘西人对酒当歌的豪气豪情;《背篓》抒发了湘西人“用背篓背责任、背希望、背爱情、背孝道……背人生”的生活情境;《家园》描绘了大山就是湘西人的家园的人生图景;《凤凰》抒发了“凤凰美,美在一江沱水与时光共流淌,漂不尽民俗与风情”的诗意情怀。刘晓平的另一组散文《史诗六章》(《中国作家》第6期)却把视觉投向了更宽远的境地。在这组散文里,他写到了柳宗元在永州十年亲近民众寄情山水的人文情怀和其名作《永州八记》等篇章的文化踪迹与人生踪影;写到了睡莲一样的周庄古朴而清纯的水乡幽韵;写到了太湖蕴含的吴越人文历史的深远厚重;还写到了泰山与历代文人不可分割的人文关联,写到了敦煌文明的脉络精髓。

    湘西的另一个作家谢德才,更是把湘西大地的山水风物描摹成了一幅幅风俗画卷。《挂在悬崖上的瀑布》(《红豆》第4期,《散文海外版》第6期),让我们看到芙蓉镇境内一片挂在半山腰的瀑布奇观,并踩着瀑布的轰鸣声走进一个能容纳千人的大洞,寻找早期土人居住的遗址里的岁月痕迹。《 人潮溪的雾》(《红豆》第4期,《散文海外版》第6期)用一个别致的视觉,写了湘西地区一个叫人潮溪的小山村别致的美丽。作者笔下,人潮溪终年飘荡的雾不仅柔美而且神奇,它让这里的男人俊健,女人漂亮,连燕子都成群结队云集此地难离难舍。这样的视觉书写,让读者看到了湘西的纯净秀美。《时光中的鱼鳞寨》(《湖南文学》第11期,《散文海外版》第12期)透过一个小山寨的岁月过往,让我们看到了残留在一个村寨里的历史烟云和正在走向颓废败落的现实景象。

    刘克邦的散文以传统写实风格见长,他的《侗乡飞歌》(《芙蓉》第4期)用纪实的文笔再现了他观看通道侗族自治县一场大戊梁歌会的全过程。作者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歌会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渊源,叙述了歌会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特色,呈现了侗族“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村村寨寨家家户户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在屋场,在山坡,在田埂,或干活,或休息,或重大活动与喜事时,张口就来,即兴就唱,唱山,唱水,唱天,唱地,唱人,唱事,唱生活,唱感情”的精神世界,将一个情感丰富、地域色彩浓厚的歌舞之乡展现在读者面前。

    女作家申瑞瑾的《从茶荡漾开去》(《四川文学》第1期)从她创作的一本书写茶文化的书切入并蔓延下去,娓娓道来写到了自己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与茶这种自然生态和这种物质人文的相遇相知相通的精神层面的识见。茶的荡漾与人生体察在她对这个领域的书写中,一点点化开一点点晕染成多重人生意味和文化积淀。她的《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朔方》第1期)也是沿着的心灵的印迹书写了她与大海一次次的不期而遇。从南方到北方,南北两向的游踪行走过程,大海带我“我”的每一次心灵映象,似乎与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行旅都有着清晰或迷离的哲学关联。心中的海在哪里,其实每个人都清楚却又为之迷惑。

      永州的魏佳敏多年生活、工作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对当地浓郁的地域人文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他发表在《湖南文学》第7期的《母地的火焰》就是对当地的人和事最真实的再现。在这组散文里,魏佳敏用了六个小标题呈现了当地六个与“火”紧密相关的物事。“取火”中的补锅匠盘树阿公穿行在大瑶山村寨里的身影和他用来补锅的烧得通红的铁水和这门老手艺就是瑶寨里最炙热的火焰;“响火”中的六指把爆米花过程中那一声爆响带给了山里孩子太多的好奇,辛劳一生将儿女拉扯大的六指把的一生也像爆米花时那一声爆响,最终成为大山里的一片沉寂;“捂火”中的瓦匠老侗叔瓦窑里的火焰在化作一户户人家屋顶上遮风挡雨的瓦片之后,也化作了母地大瑶山一道隽永的记忆;“淬火”中的年庚伯打了一辈子的铁,最看重的就是直接关乎每一件铁器品质的淬火这道工序,这是一个大瑶山汉子一生

    坚守的人生品质;“守火”中的金枝阿婆一生守着屋里的那个火塘,守着她唱了一辈子的瑶族山歌,守着她心里的一个美梦,活出了自己的意味;“蹈火”中的老巫师世花道公的神咒充满神秘令人敬畏,这是一个大瑶山汉子对祖先盘王最忠诚的捍卫和内心最虔诚的信仰;“浴火”中的老猎人黑脸头狩猎终生,却没有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他就像母地上一只“浴火”的生灵,死后按照当地风俗要烧成灰尘,生前却还要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心掏出来埋在一棵树下,让自己那颗心永远跟大山跟树木一起守护母地大瑶山。魏佳敏这篇散文承载的是对大瑶山传统人文的留恋和正在被岁月消解的民族风物人情的文化挽留,神秘而又厚重。

      出生于江华的唐友冰,给我们展现的是另一种地方风情。他的《过年五忆》向我们讲述了他记忆中的五个充满乡土风味的生活片段。“杀年猪”描述了农村过年前家里杀年猪的全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精微的细节让我们熟知而又难忘;“大年三十”通过父亲为自己和别人家编写对联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睿智、热心、非常看重过年的喜庆的父亲形象;“拜年”、“看戏”、“耍龙”,分别再现了已然远去的过年春节乡村拜年的温馨画面,乡村唱戏看戏的欢快场景,乡村耍龙的精彩绝技和美好寓意,将读者带进了浓烈的昔日年味里。五个有关过年的温情事件,就是一组乡村过年的风俗速写图。杨旭昉的《水涌女人》(载《散文百家》第10期),从一个叫“水涌”的村庄的一群女人切入,描述了她们的生活境况,她们的情感内心,她们对那片土地、对那里的自然生态的呵护热爱,展现了一群跟“水涌”一样丰富美丽的女人群像。杨旭昉的另一篇散文《我在张里看大戏》(《湖南文学》第12期),向我们讲述了通道县陇城镇的一个村寨“张里”的生态环境和近千年的历史文化古迹,再现了“张里”这个地方独特的民风民情,尤其是张里古戏园祭祀活动日的全过程,让“我”领悟到的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蕴所在;读邓跃东的《我们的高沙》,自然会想起我们记忆中家乡的小镇。在没有走出乡村哪段岁月里,“高沙”就是“我”心里最神秘的世界,它打开了“我”人生初期太多的美好和向往,以致成了“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情结。。

     

    二  怀人寄情:有一种情感总是让人疼痛或留恋

    在历经的种种事物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难以忘怀或心生黯然,这些或远或近的事物随时都在牵扯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忧伤或感动。

    李颖的散文依然保持着她怪异另类的叙事语境。《河流上的黄昏》(《天涯》第3期),以碎片式的语境叙述父亲母亲留在一条河流上的一些生活镜像,以及“我”随父亲母亲的生活片段出场的时空记忆,带给读者一种压抑的生活体验,留给我们一种对过往生活客观真实的疼痛印记。“河流”与“黄昏”这两种场景与时空的意象组合,构成了她贯穿过去和现有人生的情感时段。

    《打个电话》是肖念涛发在《芙蓉》第7期的一个长散文。儿子给母亲打电话,这是很俗常的一种亲情。但肖念涛的这个散文想给我们传递的,却是借母子的电话述说的“我”的人生历程和一个家庭的悲欢过往历程。通过给母亲打电话这个切入点,作者用近乎纪实的笔调,讲述了自己读书、就业的细微往事,讲述了父亲的生活际遇和与母亲的婚姻以及哥哥们求学、生活的关键转机。打个电话很简单,但打个电话往往凸显的是浓烈的亲情,是亲人之间感情的依附,是最常态也是最深刻的情感状态。这篇散文不仅是肖念涛对亲情最直接的抒发,更是人间最普遍的情感昭示。

    刘克邦的《贵人》(《天津文学》第12期)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了他参加高考补习班的曲折过程。学校要办一个补习班,但必须是本校历届毕业生。“我”不是这个学校学生,却一心想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但在报名时一次次被排斥拒绝。处于绝望中“我”,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缠着一个他姓刘的音乐老师帮忙。就是这个刘老师,被“我”的精神打动,善意地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让我有了报名的机会,使我有机会参加了高考并“榜上有名”“跳出了农门”。刘克邦讲述的这段人生经历,让我们在敬重那个善良的“刘老师”的同时,更为作者内心那种抗争命运的精神而感慨。

    刘克邦的另一篇散文《一封泛黄的书信》(《散文百家》第4期)通过一封发黄的信,回味了一段情感历程。“我”被派到一个乡镇搞调查,住在当地一家旅社,认识了一个叫“红”的服务员。“我”在那段调查工作中病倒了,得到“红”细致的照顾和关心,以至于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因为两人不在一个地区工作,领导器重“我”,要重点培养我,让“我”慎重选择。在现实面前,“我”做出了放弃的决定,给“红”写信说出了领导的意见和“我”的取舍,却并没收到“红”的回复。直到20年后,才意外收到“红”的回信,告诉“我”她不回信的理由是在失落痛苦中理解了“我”的选择,是为“我”的前途着想。从一封压在岁月中发了黄的信里,我们看到了那段旧时光中的真挚情感和生活的现实与无奈,看到了一个叫“红”的女孩纯真善良的心灵。

    申瑞瑾《家谱里的老家与故人》(《湖南文学》第2期)向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寻根问宗的迷宫。作为宗族的依附关系,家谱是每个人生命枝枝叶叶的相互交织和牵绊,是根与脉的经纬组合关系。申瑞瑾用她密集的亲情线将读者引入了一个有关老家和故人的情感迷宫。关于祖父关于祖母关于父亲关于“我”对一个家谱的纵横关联,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对宗族根系的关注,也会禁不住想到自己的祖先和故人绵长的人文依存,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家属寻根的共通话语。

    邓跃东的《大地归鸿》(《创作与评论》第12期)是写音乐家贺绿汀传奇人生的。此文不仅提供了贺绿汀的音乐人生和成就,还透露了他与自己的同胞二妹鲜为人知的亲情。一生都在思念家乡的贺绿汀,由于性子刚烈造成命运的不幸,还连累了自己的亲人,以至于终生都未回到故土。“天涯飞鸿是一种生命状态,回归故土也是一种生命姿态”。邓跃东向我们抒发的,是贺绿汀及其家人这样一种生命归宿和哲学沉思。

    袁道一是新出道而又颇具潜力的散文作家,他的作品关注的是生活的日常但又总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力度。《乘梧而去》(《青年作家》第7期)从“我”的视觉看一个小学老师“土老师”教书育人的点滴记忆。他土得比农民还土,却很敬业,喜欢家访,也因老婆是病秧子不能做任何农活,农忙时有过一次带学生帮自家插秧干农活被家长们指责的事件,这件事让他内疚不安一直向家长道歉。袁道一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农村小学老师形象。

    吴昕孺的《我把父亲丢了》(《羊城晚报》5月3 日“花地”副刊,《小品文选刊》第11期转载),从一个梦境切入,写自己在梦里把父亲弄丢了的虚幻情景,再现了一种深厚的父子情义和父亲与母亲貌似疏离其实永远不可分割的深情。

    周伟《灵魂生长的庭院》(《文艺报》11月6日)用纯抒情的语调,通过他在鲁迅文学院看到的矛盾、郭沫若、巴金、冰心、老舍、丁玲等不同形态的塑像,抒发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些文学大家的敬仰缅怀,尤其对沈从文表达了深情的崇敬与热爱。周伟的《清淡二题》(《散文百家》第1期)是两篇精致的短文,第一篇记录了著名学者杨绛淡泊的人生境地,她让作者发出如是感慨:“走在人生边上,面对逆境与低谷时,我常常想起杨绛先生的一句话: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第二篇通过“五伯”最爱唱的一句戏文“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这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诠释了“我”那时是听不懂戏文的,不明白五伯为何唱得那样有滋有味的人生玄理。

    冯六一的《梦的一个方向》(《散文》第6期)记录了他的外公在特殊时期客死他乡的心酸往事和外婆一生的命运周折。悠远岁月里外婆的人生苦难辐射在儿女身上的离别伤痛,让一个人的人生处于迷茫混沌之中找不到确切的方向。外婆错综复杂的人生变故构成了一个家族迷离的人生走向。冯六一用深沉的叙述想向我们展示了家族散文的共同性和异同点,隐含了更多的人生况味。

    喻俊仪的散文《清明,一种暗疾定期复发》(《湖南文学》第4期)通篇读来都令人揪心。清明,一个阴冷的文字,“我”小时候因为并不懂得它的指向,而感觉不到它的寒冷和刺痛人心的锋芒,直到逐渐长大,直到经历了几次对亲人的祭扫,才看到了这个语词无边无际的潮湿和黯然。此文最揪扯人心的是“我”担心“爷爷”的消失,“爷爷”上厕所“我”悄然跟踪,爷爷熟睡后“我”偷偷用手探试他的呼吸,“爷爷”装满粮食的棺木让“我”随时害怕它有一天会消失。直到有一天,爷爷那“充当谷仓的棺材回归了它的本义,它要随着外公的离去而消失了”,我才再一次意识到“清明”这种暗疾又要到来了……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让我们无不深刻感受到“清明”这个与死亡紧密相连的“节日”带给人的沉重和伤痛。

    三  俗世事物:生活的琐碎和精神的刻痕

    生活的现实不受任何人为的排斥,也不被任何主观的制约。我们只能在顺应现实的过程中尽可能坚守自己的内心,这也是散文书写领域随时面对的话语空间。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有仕么样的心理格局,就有仕么样的现实皈依和心灵状态。

    读沈念的《来处》(《散文》第5期),一种莫名的忧伤会像一股冷风钻进心窝。这是大多数写作者都有过的生活记忆。一个叫老包的诗歌写作者,因为文学近乎癫狂,因为写诗失魂落魄,因为坚守对一切人和事充满质疑。他为何成为那样的他?面对一群看望他的文友,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只能一遍遍追问:“你从哪里来的?”这样近乎荒诞的发问,让人想起画家高更著名的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显然是一个没有答案或找不到答案的精神疑问。再读沈念的《去处》,才知道很多人都活在迷惑中,是找不到自己的去处的,即使费尽周折找到了,也不会给你带来你预想的美好。这篇散文作者记叙的是他15岁那年跟一个朋友从生活的小镇去一个城市游玩,为找个落脚点去寻找朋友的姑妈,结果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里所经历的种种意外。这座城市,原来还有很多人也在寻找去处,但去处在哪里,谁也无法知晓。《来处》《去处》就像两种人生宿命,悬在沈念曾经的年华里,成为他人生艰涩的问号。他的《少年眼》(《鹿鸣》第2期,《散文海外版》第4期转载》)透过一个少年的视觉来认识洞庭湖的神奇美丽和这片湖区上的人的生存姿态,一个童真世界里的洞庭湖渐渐向读者展开。

    廖静仁是一名散文界的“老将”,拥有丰厚的散文创作经验和成就。他的《山行九日》(《散文选刊》下月刊第12期)写得机智有趣,透出一种禅理。他以自己住在一座大山里的九天时间,依次记录每天琐碎而又充满意味的点点滴滴。九天时间的大山行走攀爬,廖静仁将看到的每一种能触动自己内心的山光水色,幽经小路,飞瀑流泉,悬崖高坡,蛇鸟飞虫,高天云月等等细微的物象,都对应自己当时最本真的心情和状态,给予最由衷的情绪抒发和人生认知。文中没有一句书面的说教,只有大山带给他的大切大悟,只有大山引领他的生命痕迹,只有大山里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影像每一种形态触动的生命本质的律动、彻悟。

    李颖的文字总是那么灵性和巫性,即使她书写的是身边惯常的生活,也能把一个个事件一个个场景写出一种奇异的味道。她发在《天涯》第3期并被《散文选刊》选载的《待业青年》,让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女性待业的尴尬和工作后的进取。其中的几个人物:爱说粗话的撒泼女人与斯文贤淑的母亲的对决,邻居男孩与他丑陋的年老女人的恋情,我与温厚的丈夫之间充满爱意的调侃,这些发生在我待业前后的俗世生活细节和往事,在她尖锐、迂回、温情的叙述中,挥发出绵厚幽深的人生底蕴,切肤之痛中漂浮着一缕缕阴雨后的阳光,酸楚而又温馨。李颖的语言,具有一种怪异荒诞却又精准传神的魅力。

    张吉安的《走出乡村》其实是一篇精神自省制作。我借族里修族谱的机会回到了祖父的祖居地。来到从没见过的祖父居住过的那片土地,虽然族人谁也无法指出我的祖屋的位置,但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也知道了祖父曾经走出这块土地在城里创业发家的酸辛历程。“祖父是个十分节俭,甚至到了悭吝地步的人,他把每一个铜板都掂量得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自己舍不得吃穿,也不让家人稍稍放肆地吃穿,家人无不在心里非议甚至菲薄他。”可是,“节俭成癖的祖父为家乡修路,为家族修谱,舍得那么大笔地将视若生命的钱财捐出……”是祖父曾经的外出打拼成就了现在身为城里人的我,可我却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根脉。现在回到祖父的出生地,又看到族弟的女儿放弃在乡村学校教书的好职业去沿海城市打工,面对我的后一辈这种走出乡村的抉择,族弟难舍又心怀犹疑。这也是作者张吉安对离乡与故土的深刻感怀。

    彭晓玲的《少年锦时》(《清明》夏季增刊),用四个小标题讲述了她少年时光里的几个小故事。第一个写母亲过早逝去后,我头上生了虱子,被弟弟嘲笑,被父亲责怪,是廖婆婆用煤油给我洗头发,帮我消除了头上的虱子。第二个写我对一只可以带到学校去烤火的小火箱的向往和其中的故事。第三个写每天起早床做饭上学的紧张慌乱。第四个写我在同学家玩,不小心将人家的瓷坛打烂了,还被同学母亲告状偷她家五块钱,被爸爸追打的事件。这些发生在儿时的小事,在彭晓玲笔下都能勾起我们记忆中诸多相似的往事,纯真幼稚、可爱可笑又透出一点淡淡的伤感。

    冯六一发表在《山东文学》第6期的《广场的表情》,将一个被社会化的大众空间推到读者眼前,让我们看到了广场这个物质场景就像一张社会面孔随着不同时段变换不同的表情和角色。人们在广场上的每一种行为,每一个活动,都像一个个时代的标签,标注着那个时段的人们麻木或清醒的意识、举止,昭示一个个突来的或制定的俗世表演,或滑稽荒诞,或不可思议。一切发生在广场上的事件都充满了岁月的合理性。这种广场上存在的世俗事物,其实就充斥在你我的记忆层面被我们忽略了而已。

    与冯六一近似的书写场景还有杨戈平的《到西河去》,杨戈平用“解”这个奇特的笔名发表在《诗歌世界》第2期上的这组文字,用散文诗的语境为我们表达了仕么景像呢?借助作者的话语,到西河,就是去“看流水。西河蜿蜒曲折,昼夜不停地流着,一会儿向西,一会儿朝东。我们需要有一双复眼,去看古树林、村庄、飞鸟、山峦、天空、云彩。”这样的一个人文深厚、异彩纷呈的西河,让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一个置身于俗世又超越了世俗的社会生活场吗?

    晓寒发在(《山东文学》上半月第9期)的《时间的回声》,依然用他密集的生活经验,向读者讲述了他刻在时间里的三个生活往事。第一个是“渡船”,我每天渡船到河对面去的一段非常短促的过程,却被晓寒细腻风趣地描画成一幅速写。开船的男人和坐船的每一个人不经意的举动、形态,船在水里一路行进中两岸的乡村景色、风物,这些琐碎的画面,很有沈从文散文的遗风和韵味;第二个是“菜地”,这是一片城市边缘的菜地,我“早晚站在窗前,看种菜人在地里忙碌,翻地,播种,搭架,除草,施肥,我隔着长街,隔着一条河,隔着风和雨,和种菜人一起,经历一些温温火火的日子,参与另一种生活……我的窗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面镜子,照天照地,照山照水,照一座小城,照出一片菜地的丰歉,种菜人寻常的朝朝暮暮,喜怒哀乐。”一种城市边缘的生活日常,被晓寒赋予了一种温馨的意味,写出了城乡两种文化形态的融合与隔阂;第三个是“教堂”,我家附近有座教堂,我去买一本《圣经》,我的虔诚却让我意外地免费得到一本。就在我潜心阅读《圣经》的日子里,教堂的虔诚和威力却终究没有抵过现实的力量,长期被“上帝”呵护的教堂周围的那片土地,成了更实用的城市建设用地,往日连绵不绝的教堂“钟声”,“不再像以前那般清晰了,隐隐约约的,像是时间的回声。”

    再看晓寒的《无休止的漂浮》,我们很容易找到同感。他记录的是一次驾车远行的过程。没有方向感的他一路行进却并不明确自己的路线的准确性,尽管身边有朋友不断提醒和指明前行的目的地,他却仍是一路惘然。这样的远行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坚守,固执而又迷离,让我们总是在路上无休止地漂泊沉浮。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一种心灵体验,不仅是晓寒,还有更多的你我。

    袁道一的《沉重的蜗牛》(《鹿鸣》第1期)让我们看到的是父亲为建造两栋房子像蜗牛一样的生活负累,是村里人蜗牛一样的人生行走,“庚哈心里有一个梦想支撑着他,他要修建一栋大房子留给两个儿子”。《雀跃旧时》(《创作与评论》第7期)回望他在乡村绞尽脑汁捕捉麻雀的趣事和留在内心的这段有麻雀欢叫的美好记忆。《总有微光》记录我在一个铁匠铺与伙伴做作业看打铁的儿时记忆片段。

    陈羽墨的《我听见乌鸦在唱歌》(《小草》第5期)是一篇诙谐幽默的散文。因为单位附近总是有两只乌鸦在叫喊,领导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声音,就派我去驱赶,并要当做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去完成。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片面认识,导致对乌鸦的歧视,却让我趁机与鸟类这种自然生灵有了更亲近的了解和认知,乌鸦不仅没被我赶跑反而越来越多,连鸣叫的声音都变成了欢快的歌唱。这样的书写情绪,彰显的是一个写作者的人文意识,是一个客观理性的文化人的美好性情。

    谢枚琼的散文越写越见深度。《骨科的表情》(《青年文学》第7期)截取的是医院这个人们最避忌也最敏感的话题。母亲受了腿伤住进了医院骨科,骨科设在11楼,“11”又与人们直立行走的双腿神似,隐含着与人们的心愿非常吻合的寓意。这篇文章记录了我在医院陪护母亲所看到的病人们的治疗过程和他们的家属对待生死的态度。在这个特殊的楼层,“11”这个象形文字在我的认识中所赋予的特殊的人文意义。谢枚琼发在《湖南文学》第7期的《记录:青涩的时间》,用四篇短章记录了我对人生的四种感悟。“风起船头”写我站在一条渔船的船头上迎风而行,视野里的种种物象勾起我诸多风一样缥缈挥洒的联想;“心中总有桥”从我家乡那座石拱桥切入自己的内心,抒发了作者对桥与人生的理解,正如作者的感叹:“心中总有桥,桥总是卧在我们的心上,成为一道生命的风景线。”后面两篇短章“月上眉梢”“青色的时间”,分别从自然界的月色和雨夜的城市树林的灯光里“发现”了生活的美妙影像所在,这组散文用空灵抒情的笔墨道出了作者从细微事物中捕捉到的人生感悟。

    邓跃东的散文题材宽广独特。《走下坡路的羊》(《青年作家》第4期)是篇很有寓意的哲理散文。邓跃东向我们讲了他在大西北当兵时见证的三个故事:羊与鹰的舞蹈、被羊逼上了路、 转场的路上。第一个故事是一只黄羊从一只鹰的利爪下逃生的过程,黄羊被鹰爪抓紧了背部,它却拖着那只鹰往山坡下冲滚,最终甩脱了凶猛的鹰;第二个是讲述我在部队放羊的有趣经历,羊喜欢吃新长出来的青草,而我赶着的羊群就爱走下坡路,这让我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在走下坡路。可是,正式因我将这段放羊的经历写出来发表在军报上,才被调到了团部机关;第三个故事写我和一个战友观看羊群转场的壮阔情景。三个小故事,漫不经心地道来,却隐含着深刻的人生意味。

    彭湘发在《华夏散文》第10期的《未知的远》讲述“我”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带着一家人驱车去看望姑妈的沿途的经过和我在姑妈家见到的完全出我意外的姑妈的家境和生存坏境。姑妈随部队转业的姑父来到云南一个偏僻的林场,日子过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也好,还要忍受湖南和云南遥远相隔的亲情别离的思念之苦。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也许,远方永远是个对立的地理概念。在我们,云南成了我们的远方;对姑妈而言,故乡最终又成了她一直心念的远方。”对于长久相隔的一段亲情来说,“远”的确是一种揪心的未知。

    张灵芝的《佛心》(《散文选刊》原创版第11期)记叙了外婆一生的善良。外婆不仅长年念经,也捣鼓草药。“经外婆手拂过,百草皆为药,她的室前一串串挂着,门里一堆堆码着,到处堆放着草药。”“晾制好的药每日里都有人上门来取,外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从忙活途中扯回各类草药继续晾制。”此文不仅细腻描摹了外婆的慈悲情怀,还写到了作者自己为病重的父亲和弟弟奔波、求助,得到众多朋友心怀佛念一样的帮助。

    徐文伟的散文《走失的月亮船》获过中国散文学会、安徽省作协主办的中国第三届包公散文奖。此文细致地描述了我在村里的月夜跟母亲在月下乘凉的温馨往事。“在摇啊摇的月亮船和母亲手中的蒲扇下,兄弟们给摇大了。仿佛是用一夜的时间摇大的,又好像耗上数十年的光阴才摇出来。一路跟着月亮船,划进城市地带。”透过这段深情的文字,我们似乎也会忆起儿时在乡村那段单调而又纯美的岁月。徐文伟发表在《奔流》第 1期的《雨水在四季的色彩里奔跑》,将雨水这种意向挥发到极致,书写了雨水与四季的自然人文关联;不同季节的雨水与人的不同年龄段的生理特征和心理意识的生命文化现象;乡村雨水与城市雨水不同的审美视觉和潜在功能。此文写尽写透了雨水与宇宙社会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文化源源以及微妙多元的文化依附关系。

    四 乡土风物:一种记忆映象的漂浮或定格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但凡有过或直接或间接的乡土生活经验的人,都难以忘怀那种特定的生活影像。我们的散文,最容易介入的也就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状态。准确地说,我们的散文,其主流还是对乡土乡情的书写。如果不加以细分,湖南的散文有一大半都属于乡土散文的范畴。

    管弦是一个很特别的散文作家,她这些年散文题材方向主要是写乡土植物。这篇发在《散文》第1期的《啊,毒草》,给人的感觉似乎触目惊心。对众多的毒草,她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了解。钩吻、毒芹、含羞草、商陆,这些植物的表象都很娇羞柔美,都像一个个窈窕淑女,具有艳丽、柔曼的容颜,但它们又都含有不同程度的毒素,可谓“毒草”、“毒花”。但管弦对它们都很公平,看待它们都很理智,不仅客观公正地描述了它们美丽的花朵枝叶,也告诉了我们这些毒草恐怖狰狞的另一幅面孔,还发掘了这些毒草中诸如钩吻与韩飞之死的历史渊源关系,让作品更有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属性。管弦发在《创作与评论》第4期、《散文·海外版》第11期的《生生不息》(外三篇),同样也是写植物,但不再是有毒植物,而是都可以实用的美味植物。“握住那紫色芬芳” 写紫苏,“生生不息”写她对生姜的喜爱,“一团明亮的火焰” 写大蒜,“青青韭菜”写韭菜的妙处。管弦对这些可食用的植物,不是做简单的实用介绍,而是以一个女人的心性,向读者提供了更多与之密切相关或有内在联系的医学史实相关信息。       

    张灵均发在《人民文学》2017年增刊,获《人民文学》2017年美丽中国游记征文三等奖的《古村过客,或溪水的歌者》,是一篇抒情绵密,通篇透着哲思的作品。作者以一个游览者的视觉更以一个思想者的思绪,告诉了我们一个人文符号纵横交织、风情意味幽深密布的婺源理坑。古典庄重的理坑,其巷道的清雅,其古墙的清幽,其精神的清婉,其文化的清丽,其内心的清润,凝结成一方厚土上千年萦绕的古风古韵。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解读者,张灵均以其舒展灵动的文笔和飞扬不羁的想象,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大气恢弘而又精致细微的理坑的内外气韵。

    葛取兵《草木的隐痛》(《延河》下月刊第7期)写了“芒草”、“苦楝”、“葛”三种乡村植物的人生隐喻。其中,“芒草”让“我”想起舅外公给“我”家送的芒草扫帚,它让“我”在犯了错后被父亲体罚时,可以不跪在那些坚硬的物件上,而选择跪在柔软的芒草扫帚上减少被跪的疼痛;“苦楝”就是乡村最普遍的植物。在此文中,作者写了君姐和她的女儿悲苦的命运,她就像乡下的一株苦楝树;“葛”是一种具有强悍生命力的植物,“春天一到,葛藤就从泥土里钻出来,开始匍匐蔓延,一路攀爬,渐渐舒展开来,热热闹闹地分枝,散叶,吐须,不经意间就爬满了山坡,可以说有一种霸气,强悍......在乡村,葛再霸气,再张扬,也是卑微的,仿佛是丢在路边的半截草绳,只能用来做系系绑绑的事。”这样的一种植物,让我们想起那些对生命充满隐忍和坚守的底层人物的命运。另外,葛取兵发在《雨花》第9期的《草木清香》和《湖南文学》第7期的《潜伏,原本是为了弥漫》,都是以乡村植物为书写对象,这些植物都是他通过童年、少年的视觉展开联想,抒发情怀的,似乎他与这些乡村植物有着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

    晓寒的散文从不回避现实的真相,越来越抵达人类的内心,《逃往时间的河》(《雪莲》第5期)就是一篇诗性而又锐利的撕剥当代现实的作品。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却与一座山林相依为命。“山河,一个隐蔽着秩序的词语,说的是先有山,后有河。山是河的过去时,是河的胚芽,河的故乡,河是山前世的情人,山河之间,有扯不清的纠葛。”可是,这条完全依附山林才活得有血有肉欢歌笑语的河流,随着周围的人们对山林树木没有节制的砍伐,一点一点地枯瘦消亡成另一条几乎没有生息的河流,无奈地被时间带走了。这篇散文向人们敲响了环保的警钟,见证了作家的社会良知和责任。

    周伟的《春望草深》(《雪莲》第5期)再现的还是他情有独钟的乡土生活。作者以写实笔调记录了他跟儿时的伙伴在草垛下的嬉戏,少年时期在地里割草、偷看前面弯腰割草的姑娘的羞怯心理,离开家乡再回到故乡草地里找到乡愁回归的亲切美妙。爱恋故乡的心情都源于自己对生命价值的理性认知:“我融进了草的世界里,我找寻到我最初的童贞,我体味到我人生最初的味道,我看见了我真正的模样——和草一模一样……草啊,你让我愈发地清醒:做不成花朵,成不了树木,落地为草,泥土中生,泥土中长,最后化为灰烬,化为春泥。”这段文字,见证的是作者的一腔乡恋情结。

    谢枚琼的《房前屋后》向读者描绘了农村据地的一幅幅清新画面。这组散文中,写到了芭蕉、竹林、菜畲、水塘、田埂五种乡村物象。这些农村最普遍的风物景象,勾起我们对已然远去或逐渐陌生的记忆的重现。

    陈羽墨的散文越来越有回味,其内部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风中有声》叙述了几种留存在童年生活中的声音,有老师英琪教学和唱歌的声音,有母亲喊小名的声音,有父亲大声说话大声骂人的声音,有村里人挑水路上木桶摇晃的声音,有午后三点放牛出栏的声音,有大雨过后蛙声四起的声音。这此起彼落的声音,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气场和意象,而且会贯穿人生的某个时期。于是,我“独自走进野地,选一个小坡站定,放开嗓子全力喊一声:‘喂’……喊完之后,胸口荡出撕裂的痛,声音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原上没有回声。我听不到故乡,故乡也不可能听得到我,这个举动不过是徒劳。”这才是羽墨内心里一直在寻找的声音。

    五 聆听时空:历史和文化绵长的回音

    历史文化散文是个不好把控的散文话语,因为它远离了写作者的主观生活经验,给客观的书写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湖南散文作家中,每年还是有一些比较厚重的历史文化散文值得称道。这其中,王开林的历史散文随笔一直走在最前列,他的这类作品大多都是全国各地大报的专栏文章和结集出版的专著,很值得一读,不再赘叙。

    这里谈谈如下一些作家的历史文化散文。

    女作家方雪梅有较深的古典文学底气,她的散文也沾染了一些古典气质。《二酉山书事》是她发在6月26日《人民日报》副刊的一篇精短散文。作者从自己亲临二酉山现场的视觉,借助目击的场景,对众说纷纭的“二酉藏书”给予了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文化考证。最后,发出如是感慨:“在秋风中,隔水回望二酉山朦胧的山影,再次凭吊着那悲怆勇伟的一‘藏’……传说真切与否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乡愁,有了一处精神的原乡可以回望。”刘晓平的《海上丝路行断章》,视野开阔,此文记录了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海南的历史生态文化见闻,写了南阳博物馆、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红树林、千年渔港潭门四个景区,让我们从他写实的笔调里了解到一个更真实更丰富的海南文化结构和生态现状。刘克邦的《南湖啊,南湖!》(《湖南文学》第5期)在写法上有所改变,他在保持传统写实的同时,又注入了现代浪漫主义的抒情笔意,他和一群人感悟了岳阳南湖的清丽秀雅、庄重人文之后,又在一个大清早独自走向南湖,跟南湖里的渔们对话,听渔们讲述南湖往昔的颓废和南湖一步步走向美丽今天的过程。人与渔的对话,其实就是人与生态的心灵对接,令人回味深思。彭晓玲的《虎山长城》(《散文百家》第11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长城的一个新的文化信息。长城的历史真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的传说是非、长城真正的历史走向和文化坐标,彭晓玲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个体思索。聂元松发在8月7日《文艺报》的《王村:酉水沧桑的风景》用当代人的视觉眺望、回眸王村的人文历史和这个古老的土司部落与酉水一样悠长的岁月流变。其中,作者如是写到:“时间锻造了王村沧桑的风景。在老街上,明清的木屋同近代的天主堂相互依存,斑驳的墙面上,人们依稀可见各个时代的标语、广告、启事交错重叠,这一切造就了老镇浓烈的怀旧情调与氛围……王村既是土家人历史的名片,又是其现实的缩影。在这里,时间与历史已被老人们折叠、珍藏在记忆的深处,压缩成一声感慨,发酵成一种醇厚的情绪。”一个王村,让我们看到了沅江流域的酉水支流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一本厚重的地方典籍。周伟的散文《我们的祠堂》(《散文百家》12期)却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种我们都熟知的历史文化映像,作者通过在自己的宗族祠堂里从奶奶那里得知的有关祠堂的功能,让我们领悟到祠堂的神圣。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这些年里,我一直笃信:祠堂,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这段文字道出了祠堂的人文核心,从这里,我们能找到自己的祖先,能找到自己的根系,能找到精神的源头,能找到灵魂的皈依。这是中国文化和宗族信仰最直接最具体的见证和抵达之所,是民族文化最幽深的磁场。邓跃东的《巫水码头通唐朝》和外一篇,写邵阳的城步和洞口两地的文化隐喻,很有一些意味。城步的自然坏境的清新优美众所知周,但城步的历史底蕴更值得了解。被贬到城步的唐代诗人陈昌玲和他留在这里的诗句对联,以及他跟李白的深厚友谊,都能唤起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凝重而美好的想象;雪峰山底下的邵阳洞口,因一路山势逼仄,抬头才能看到山上的蓝天,“一条清溪从洞口一般的谷底悄然挤出”,形成一洲,有人就叫为洞口潭。潭下是个镇子,往来旅客把此地称为洞口,声名远播,后独立成县,直至如今。这就是邓跃东向我们描述的洞口县,但他重点写到了洞口的平溪江,写到溪水下游的“文昌塔”,写到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将领、十二岁高中秀才蔡锷,这才是洞口的人文精华。

    最后要说到的是生活在永州的作家文紫湘的《一个人的山水盛宴》。文紫湘写永州的山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永州旅游部门工作,又跟在永州生活了八年的柳宗元一样热爱这个地方的山水风物。所以,他能把柳宗元与永州山水点点滴滴的关联依附,把柳宗元与永州这块土地灵魂相牵血肉相连的文化脉络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泾渭分明且不失理性的思辨和情趣的挥洒。柳宗元的山水盛宴其实就是他闻名天下的《永州八记》,作者基本上按照这个在唐代就被柳宗元划定的文化方位,眼睛盯着他走过的凌乱而又有序的足迹,为我们提供了这道精致而恢弘的中国山水文化精神大宴。

    湖南散文作家在2017年的创作态势,让人看到了湖南文学2017年的整体阵容,它跟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共同形成了这一年的湖南文学可观局面。遗憾的是,尚有少数作家没有提供相关作品。

    年度出版的散文集,从所获得的信息来看,有万宁的《讲述》,马笑泉的《宝庆印记》,管弦的《药草芬芳》,袁姣素的《毛边的月亮》等,由于收到的信息太少,这里不再另行评述。其实,好作品,都在读者心里,都在作家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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