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变身。
在小说或电影里，一个普通人要成为超级英雄，必须经历某种“变身”。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想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也需要“变身”；光一次还不够，需要两次。
第一次变身是从农业经济变身成为工业经济；第二次是从工业经济变到服务业经济，这就是两次经济结构转型。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讲的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变身。这期间，我们告别了工业经济高峰期，开始经历阵痛，向服务业经济迈进，书名《从制造到服务》也由此而来。
本书作者张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长，专门研究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他在这本书里，讲了中国在结构转型期的经济特征、产业特征、经济波动、政策选择等问题。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的严谨让我印象深刻，书里的讨论总是“有一份数据说一分话”，在少数需要做逻辑推演的地方，措辞也是慎之又慎。
这本书在2021年4月一出版就在经济学界受到了不小的关注，被很多学者推荐，包括咱们得到平台上的香帅老师和徐远老师。在2021年底，当我们邀请香帅选择一本书作为自己的年度推荐书目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本《从制造到服务》。她说，这本书能帮我们看清中国“熟经济”形成的逻辑。
你知道，“熟经济”是香帅《2022中国财富报告》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说的是2021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成熟期”。中国在宏观政策、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呈现出“稳定”这个大基调。香帅认为，这是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底层逻辑。而中国经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成熟期有哪些特征？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这本书里。
接下来，我就为你重点讲三个问题：首先，作者为什么说，2012年前后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第二，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不是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会降低呢？第三，在结构转型期，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会是怎样的？
第一部分
好，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作者说2012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
这里，我们先花一分钟了解一下作者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这个思路在这本书探讨的很多问题里，都有体现；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时，一种比较常用的思路。
作者先是围绕经济结构转型这个问题，构建了一组衡量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然后找来那些已经完成转型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数据，看看他们在转型期的时候，这些指标都分别达到了一个什么水平。这就相当于有了一把国际标尺。然后，再拿咱们国家的数据，跟这个标尺对一下，就能知道咱们的进度条走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好，现在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来捋一捋中国经济的进度条。
先来看收入。进入新世纪之后，咱们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走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知道，2010年人均GDP超过了8000美元，2012年超过了9000美元。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拐点就集中发生在人均GDP达到8000~9000美元的年份。
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最能反映这一点的，就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咱们平时的消费主要可以分成食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三类；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在2011年到2012年这个时期，人们在制造业产品上的支出占比在2011年达到了峰值，2012年起，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人们的服务开支开始快速增长。这其实已经反映出了，消费层面的“从制造到服务”的变化趋势。
不过对于这里出现的这个“服务支出”，我们还得再看得更细一点。因为不同类型的服务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去理发、寄快递、找师傅修车、请小时工来家里做清洁，等等，这类服务主要是依靠人力来提供的，书里把它叫做“劳动密集型的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服务，需要更多的知识、更高专业技能和更精细化管理等要素的投入，比如医疗、娱乐、教育，还有科研、环境保护、金融服务，等等，书里把这些统称为“技术密集型服务”。
之所以要做这个区分，是因为我们需要看到，在2012年，当人们的服务开支开始快速增长的时候，在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人们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上支出的增长。也就是说，服务支出占比上升，不是因为我们花更多的钱去理发、修车、请保洁了，而是我们在教育、健康、娱乐等方面的投入增加了。比照国际经验，这说明，一个国家迎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万得数据库的数据，进一步得出，在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呈现出了相似的变化态势。2012年之后，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的增速超过了制造业，其中还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表现最为突出。
到这里，回想一下。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关于收入、消费、产业、就业的众多数据指标，它们的转折点都涉及了同一个年份，那就是2012年。
作者说，这并非巧合。这一切的起点，是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升级，也就是人们消费偏好的变化。这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动力。在这股力量的驱使下，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一幕幕变化才随之而来。而这其中，有着许许多多个中国家庭共同经历的故事。
好，到这里，小结一下。作者通过对中国经济结构相关指标的梳理，以及国际视野下的比较，作出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消费升级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原动力。
第二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转型是否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会逐渐下降呢？
作者认为，并不会。
诶，好像跟我们感受到的不大一样啊。近些年，很多人明显感觉到，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了，不只是钱没有以前好赚了，想在市场里保有一片立足之地，都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了。但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压力有没有变成动力。也就是得看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情况怎么样。
在书里，作者用数据说明了，制造业的投入、生产和产品这三个环节，都能看到产业升级的特征：比如，对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增大，高效率企业增多，资源配置更优化，出口附加值率——也就是出口产品中来自国内的增值比例——在不断提高。
其实，即使不看这些数据指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真实地体会到，中国的制造业在不断升级、变强。2010年时，咱们国产手机、汽车跟国外品牌还有很大差距，而十年之后，华为、OPPO、小米这些国产手机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竞争力；吉利、长城、广汽等自主品牌汽车，技术进步显著，在一些细分市场里，跟国外大品牌汽车竞争也不落下风。作者说，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提升，依托的都不是一家或者几家企业，而是这个行业里，从核心元件的研发，到各种零部件的生产部署，整体的效率提升。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作者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展望。
还是先说结论。作者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的双料冠军。
数量冠军不难理解，毕竟咱们有规模优势嘛。但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国家目前在很多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技术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企业组织管理方面要学的也有很多。那本书作者凭什么判断中国制造业有成为全球质量冠军的潜质呢？他认为，秘诀还在那四个字——规模优势。
首先，“卖得好”跟“干得好”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让我们在“卖得好”方面有优势，这就给“干得好”——也就是质量提升——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二个原因是，作者认为，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中，我国企业跟发达国家企业在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差距会逐渐收窄，这时，运气成分的重要性就会逐渐上升。比如两个班级，过往的平均成绩差不多，但是一个有100人，一个有50人，那么请问，如果两个班一起参加一场考试，过不过全凭运气，最后哪个班通过考试的学生会更多呢？肯定大概率是那个人多的班级。在国家层面，道理也是类似的，能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有更多试错机会，谁就更可能成为冠军。那谁有更多试错机会呢？肯定是市场规模更大的经济体。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认为，凭借规模优势，中国制造业有成为全球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
但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潜力”；而想让潜力变为事实，我们还需要打破很多制约因素。
一是技术制约：一种最普遍的担心是，中国制造业技术距离世界前沿还有很大差距，一些核心技术中国还没真正掌握。作者认为，虽然这是事实，但并不会妨碍中国走向冠军之路；因为就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制造业发展水平其实相当超前了。对于中国现在制造业技术不够好的这种担心，就好比是，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大学的很多数学知识，却还担心他没掌握研究生的课程。
再来说第二类制约因素，这是企业家们讲得比较多的一类制约因素，主要是更高的环保标准，或者工资、房租的上涨，总之就是个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压力上升。作者认为，这些其实可以看作产业成长过程中的必需经历，很多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并没有妨碍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总体来看，这些压力并不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理由，甚至可能成为倒逼升级的动力。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在制造业内部找原因。但是作者认为，真正制约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因素，不在制造业内部，而是在于制造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前面我们提过，制造业要想干得好，需要“卖得好”作为动力。干得好和卖得好之间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
而制造业产品想要卖得好，需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方面的支持。作者认为，当一个国家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以后，国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渐饱和，而国际上的贸易伙伴也越来越难接受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和国际的市场扩张都越来越难。
那在这个时候，怎么才能继续“卖得好”呢？作者认为，这就需要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来一次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让城市生活方式相比于农业生活方式，开始在社会里占更大的比重。因为，城市生活方式是工业品最主要的需求来源，是制造业投资的最可靠的收入预期保障。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张和不断升级，同时也是对工业品数量和品质的需求升级。
但作者说，跟国际比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偏低，虽然有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大多不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整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是落后于工业化的，而这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潜力。未来，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在城市安家、进入现代城市生活，进一步实现市场规模扩张，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发展制约的一条重要路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全部展开，但后续我还会为你解读一本《从工业化到城市化》，对这个话题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
第三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说，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特征。一听到宏观经济，你可能会猜，是不是又要讲GDP、讲增长了？还真不是。作者谈的是中国在转型期的经济波动问题。
讲增长，讲波动，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看作一条长长的道路，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这条道路总体的走势怎么才能长久向好；而宏观经济波动理论看的是脚下的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让脚下的路更平坦，也就是让经济尽量贴近潜在增长率，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冷。
作者认为，进入转型期后，中国经济冷热交替的周期性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冷热的交替还在，但是热的时间更短，冷的时间更长。但这里说的经济冷热，不是经济增速，而是通货膨胀。
当经济中的需求持续大于供给的时候，就会带来过热，通货膨胀也会随之而来。从与通胀相关的经济指标来看，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市场上供不应求现象占主导，宏观经济总体处于过热状态。然而，从2013年到2019年，也就是中国进入从制造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之后，市场上供大于求现象占主导，宏观经济就呈现出了易冷难热的周期特征。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过了工业化高峰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新难题。
关于总需求不足的证据，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广义信贷的增速下降。广义信贷对应的就是银行面对广大用户提供的各项贷款，还有证券投资这些业务。那么，广义信贷增速下降，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人们的银行存款，还有证券投资等金融资产的增速下降了，也就是，人们手里的钱攒得更慢了，所以对应的，社会中的总购买力也就随之下降了。
那么，广义信贷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呢？如果我们把“广义信贷”这个指标再拆得更细一点，分为发放给企业、居民和政府这三个部门的信贷，会发现，造成广义信贷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部门信贷增长的大幅放缓。具体来说就是，在跨过工业化高峰期之后，国内的能源、化工、钢铁、机械设备等众多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增速大幅放缓，与之相关的信贷也大幅放缓。
这意味着，过去最有力的信贷发动机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居民部门信贷扩张还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速，并且政府部门也大幅增加了自己的债务，但是加总后的广义信贷增长还是不足以维系原本的通胀水平，还有与之对应的产出水平。随之而来的就是总需求不足。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国家手里有两种政策工具可以用，那就是我们都听过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种工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货币政策是通过低利率刺激企业、居民的开支，是尽可能地借助市场自发的力量提高总需求；而财政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提高总需求。
国外应对总需求不足，经常采用的是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比如，我们看到，2020年底到2021年初的时候，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范围内中产阶层财富缩水；伴随而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于是，多国央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放水，以刺激需求、提振经济。
但是，中国在2012年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之后，虽然也面对着需求不足的问题，却并没有过度依靠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中国在降息方面一直很谨慎，这跟发达国家的政策有着显著区别。作者说，从2012年到2018年期间，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隐性债务扩张。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扩张，它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来提升广义信贷和总需求。这里面更细致的逻辑，《经济动力学》这本书，听书曾经为你详细拆解过，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前面这些内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三难选择”。什么意思呢？
这个“三难选择”说的是，在经济结构转型期，我们会发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种常用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是很难同时顾全保增长、防风险和稳房价这三个经济目标的。理解这个“三难选择”，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在进入转型期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我们跟着作者来看一看：
从2012年到2018年期间，中国选择的是保增长和稳房价目标，所以，当时我国刺激总需求的主要措施是政府隐性债务扩张。这样做的一个弊端是会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也就是会妨害到“防风险”的目标。因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这些新增债务对应的资产收益不高，但融资成本却比较高，并且存在债务的偿还期限跟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不匹配的问题，意思就是，你用借来的钱投了个项目，项目还没创收呢，这边借的钱就要还了。所以，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要靠着借新还旧才能维系下去。随着这部分债务越滚越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
后来，当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过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时候，我国选择的是把稳房价和防风险作为目标。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我国加大了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力度，还有治理地方隐性债务的力度，这些政策有效地防止了房价上升、防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升，但同时就不能很好地顾及“保增长”这个目标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期的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刚才说的这些，是咱们国家在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可以看到，我国在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之后，由于总需求不足这个约束条件的存在，我们经历了在保增长、稳房价和防风险这三个目标之间反复、艰难的抉择。
不过，长期来看，这个三难选择是有解的。解法就是，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以外的、更深层的改革，逐渐消解“总需求不足”这个约束条件。
作者也列举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释放科教文娱等服务业发展潜力，释放都市圈成长潜力，释放金融市场服务风险投资的潜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等。这些举措都能带来新的信贷增长，改善需求的同时还能提升供给，带我们走出三难选择的困境。
这听起来好像挺顺畅。但是，作者提醒我们，要推进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在这背后存在一个最难解的深层挑战，那就是“观念”。
作者认为，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但是，观念是慢变量，虽然它时时刻刻都在细微变化，但想要追上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的步伐还是很难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之前在高速工业化时期积累的很多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但它们仍然在当前经济生活中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在过去主流的物质价值观下，大家都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衡量结果好坏主要看效益，并且围绕着效益设计了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近年来，政府虽然已经越发紧迫地感受到，需要在环保、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服务等方面作出改善，并且积极地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现阶段的很多改革措施，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中寻找缺口、渐进地推进，还有一些，则需要等待更成熟的时机和观念环境。
结语
以上，就是《从制造到服务》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总结一下：
作者张斌通过对中国经济结构指标进行系统性梳理，并跟国际经验进行对比，判断中国经济大约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的高峰期，此后一直处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而消费升级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原动力。
在结构转型期，虽然中国工业部门的总体规模扩张放慢，生存压力比从前大，但在质量上仍然在持续升级。作者认为，凭借规模优势，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但是，由于在转型期，我国存在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可能导致制造业的市场扩张受限。
最后，在宏观经济这一部分，作者把我们当下身处的现实环境分成了三层。
第一层是我们身处的经济环境，在经过了工业化高峰之后，随着我国进入到经济结构转型期，总需求不足成了困扰中国经济的新难题；
第二层是政策和制度环境，在这个层面，我们面对的是短期内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以及中长期的结构改革需求；
第三层是观念环境，作者认为，市场变化的步伐很快，而观念则是慢变量，很多在高速工业化时期积累的观念和设计，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已经不再适用。当前的结构改革措施，需要突破以往观念的束缚，寻求边际上的突破。
结合上述环境，作者在最后补充说：
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一股要求变革的巨大力量。它给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带来了淘汰压力，也给以往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这一阶段，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处于相对脆弱的阶段，稳定总需求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减少弱势群体在经济遇冷时可能受到的伤害，也是出于对市场自发成长的保护。
除了稳定总需求以外，你会发现，中国在宏观政策、社会治理的其他多个方面都体现出了“稳定”这个大基调。
正如咱们得到平台上的香帅老师所说：之前我们整个社会是在奔跑着追求“增量”，但进入转型期、成熟期之后，保持“平稳过渡”就变成了一条必经之路。这是2022年到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中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顺着“稳定”这个思路去推演，我们会对很多大问题的方向更有把握，比如房地产税会有怎样的力度，比如2022年的宏观政策方向，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未来——这些问题要解决，但也要服从“稳定”这个大逻辑。
这些，都是我们理解未来经济环境的重要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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