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学校成立了一个“巴金文学社”，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学校和巴老有什么关联。由于我的班主任是文学社主事的，全班动员，将我这非文学爱好者也充作会员。文学社的活动我只参加过两次，有一次就有幸聆听了路遥先生的讲座。
那天进入学校大礼堂，看见一堆人簇拥在旁边的接待室门口，说是等路遥签名呢。我没有准备，就将带着的一个笔记本递了进去，过了一会，有人在接待室门口散发签名过的书籍和笔记本，大家纷纷认领，却不见我的笔记本，一打听，说是可能忘在里面了。我舍不得笔记本，装着胆子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我的笔记本放在茶几上，第二眼才发现茶几周边的沙发上好几个人在抬眼看我，有校长、教导主任这一班人，这我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一位居中坐着，我想一定是路遥，遂鞠躬问好，申明是取自己的笔记本的。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拿了本子就快速离开了。
正式讲座开始，路遥在一片掌声中走上讲台，坐定后清清嗓子，一口纯正的陕北腔便开始回荡在礼堂中。对这口音我是熟悉的，也是亲切的，我诸多亲人都是使用这种腔调说话。我始终觉得陕北话说起来是有板有眼，而又不失幽默的，很适合演讲。在路遥这样陕北高原千载难逢的文化人使用起来，更是气势澎湃，感染力会加倍。
与大多数文人一样，路遥也没有文人样子，记得是个高大的黑胖子，头发有点长，随意侧分着。这次演讲持续了一个小时吧，可惜讲的什么我基本都不记得了。
至今不能磨灭的是他讲自己创作《人生》的经历，那时他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里，一天深夜，正写到高家林抛弃巧珍这一段，写着写着，一阵强烈的悲愤袭上他的心头，一时难以自持，奋力将手中的笔扔出窗外。这场面对我是不难想象的，因为路遥讲的时候依然因悲愤而声音发颤。他调匀气息后接着说，自己在房间里快速地来回踱步，慢慢平复了心情，想着还要继续创作，却发现没笔了，于是只得下楼借着路灯去找寻自己抛出的笔。
这是1991年的事，一年后路遥去世，是肝上的病。西方人说：愤怒出诗人；中国人说：怒伤肝。路遥是有史诗情结的，他选择的创作道路使他不能不愤怒，这是他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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