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四年夏天,我从事餐饮行业,每年盛夏大学生放暑假有很多学生是不回家的,打短工和体验生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酒店打烊后吃宵夜成了每天最欢乐的时光,那时聊的最多的是文学,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到小仲马的《茶花女》,从契科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张爱玲到席慕容……每天都有聊不完的故事和人物。
其中有个浙大文学系的女生长得最是甜美,也是跟我聊得最多的一个。
记得那天聊的是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当聊到卡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的遗骸时,“换我,对我爱的人也会那样做。”我轻轻的说了一句,氛围忽然安静了下来。
啪!有人打了下蚊子。
“以后你别这样打蚊子,甩甩手把它赶走就行,它的口器在你肉里面,如果带有细菌的蚊子你就会被感染。”为了打破那份安静,我随口瞎编。
没到暑假结束,杭州的《钱江晚报》竟然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研究打蚊子的成果,跟我当时瞎编的说法竟然一致。
这辈子你会是我的“白瑞德”也是“我的一棵棕榈树”,暑假结束后,那女孩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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