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到了，我们准备启程，马上要离开这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军营，心里一下子还真有点舍不得。事实上，那也是我们服役的最后一年，就在那一年，几乎是全体文艺兵都复原到了地方。
战友们复员后的分配五花八门，有的进了专业团体，有的进了文化馆，刘健和志勇考上了地方大学，更多人则是改了行，那以后，大家天南地北，再难相聚。
顾不上留恋过去，我们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军校在石家庄，那可是全国最大的庄，比我们这个洗马林镇要大出不知多少倍。
列车进入夜行，车厢顶灯关闭，只有脚灯射出一些微弱的黄光。我躺在卧铺上胡思乱想，心里既渴望又忐忑，我从没学过任何医学知识，接下来的学习我心里没底，但我记忆力很好，学东西很快，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想不到石家庄车站竟是如此热闹，明亮的、温暖的、金黄的灯光，闪闪发亮的铁轨，这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傍晚湿润的空气，幽暗的穿越铁路的地下隧道。
我目送着列车轰鸣远去，直到车尾的红色灯光在拐弯处消逝，暗夜里传来梦幻般的铿锵声，才提着行李走下隧道。隧道里有几盏度数不高的灯泡，脚下崎岖不平。我的旅行箱没有小轮子，我只能提着走，那时我超级有力气，和大力水手不分上下。
我们穿着军装，那仍然是最为时髦的服饰，尤其是军装上衣口袋处别上一枚校徽时，简直就是天之骄子。
学院有三个护训队，每个队有一百多人，我分配在八队，我们队有八个班，每个班十六个人，全队有一百来号，男生少，女生多。拎着行李来到宿舍，一间宿舍八个人，四个上下铺，中间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两只暖壶，每个人轮流值日负责卫生和打开水。
基本要求是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感觉又回到了新兵连。因为不大会叠豆腐块，我选了上铺，情愿多爬上爬下。走廊明亮宽敞，教室更现代，看到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兴奋不已。
报道完毕，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们队长。他大高个子，偏瘦，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腮帮子是青色的，很男人。眼睛不大，眼神犀利，队长年轻时曾在北京警卫连服役。我们都很怕他，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恨不得滋溜一下赶紧溜走。
第二天，指导员在队列前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正队长姓郑，副队长姓付，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队伍里有人开始小声嘀咕，这职务不会是根据姓氏决定的吧？
队长果然名不虚传，他严格地按照最高标准要求我们，无论上课，操练，军务检查，平时着装，没一点含糊而且绝不留任何情面。
指导员笑呵呵地，十分平易近人，我们略有一点安慰，但有人说：“他们二人曾是黄金搭档，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配合默契，不可掉以轻心。”
两天后，指导员叫我去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开会后决定，由你来担任四班班长。” 我听了很吃惊，犹豫着怎么推辞，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和蔼地解释说：“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宣传队时担任过副班长，现在担任班长应该没问题，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这份信任。”我胆怯地说：“我没学过医，担心在学习上起不到表率作用，再说以前的班只有八个人，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十六个人，我怕自己做不好。”指导员说：“不必担心，另外八个人由副班长管理，你俩多碰头就好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无法再推辞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好吧！”
那一刻我知道了，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听从指挥是军人的天职。我恨自己过于随和，不敢拒绝，这是我的毛病。
八十年代文凭热兴起后，年轻人瞬间有了清晰的方向，国人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那时的西点军校正在学雷锋，而军医学院也提出了向西点军校学习的口号。这一学不得了，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学校要把你们培养成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员。” 他停顿了几秒后补充道：“当然也是最难毕业的学员。”女兵们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
一切都很新鲜，只有操场上的一一声嘶吼和我们师部相似。一队老学员从操场上走过，他们手中提着的书包都一样，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二、一二……” 这口号我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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