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犹太人一直是个神奇的存在。按《圣经·旧约》，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耶稣也是犹太人。现代科学世界最伟大的三个人，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们分别表征了现当代人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领域思想影响的最高峰，是上一个千年最伟大的三个天才。此外，全世界各国无数领域的犹太名人简直是璀璨星河，数不胜数：“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冯·诺依曼，“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冯·卡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绝代艳星玛丽莲·梦露，大文学家卡夫卡，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戴尔电脑创始人戴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等。
从1901到2017年，仅占全世界人口比例0.2%的犹太人，为世界贡献了超过18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占到总获奖总数的20%以上。在这一百多年中，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大概三分之一的世界名人是犹太人。
经过两千多年的颠沛流离、经过无数次被驱赶和迫害，尤其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种族灭绝式的疯狂大屠杀之后，无数犹太人聚集到《圣经·旧约》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即现今的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一带，在荒漠和废墟之中建设家园。从1948年建国至今，经过6次大规模战争和无数次恐怖袭击的战火摧残，勤劳勇敢的以色列人民已经成功地把这片土地，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建设成了受世界尊敬的现代化国家。2007-2008期间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跑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2017年，这一数字更是首次超过4万美元，远超坐拥无数石油资源的伊拉克、伊朗等阿拉伯土豪邻居。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又在周边三十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下，以色列如何实现这个经济奇迹呢？世界著名畅销书《创业的国度》，为我们揭开其中的谜底，那就是犹太人有着其它民族无法比拟的创业精神。
一、历史苦难和现实压力催生的忧患意识
2000多年的苦难历史，以及从1948年建国至今一直相伴相随的生存压力，使得犹太人时刻不敢懈怠，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建设国家，维持国防，发展经济。而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的现状，又迫使犹太人不得不转而开发最宝贵、永不枯竭的资源，即国民的智慧。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因为自然资源匮乏而激发民族进取精神的例子不少，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是如此。
与日韩新等国相比，以色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是犹太人等级观念淡漠、不惧挑战权威、敢于打破常规的民族性格。在以色列随处可见肆无忌惮的影子：大学生同他们教授讲话的方式，雇员们挑战他们的老板，军士质问自己的长官，文员批评政府要员。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不叫“肆无忌惮”，这是很正常的行为方式，随时随地—无论是在家中、学校还是在军队—他们觉得这种自信是理所当然的，沉默寡言或者言不尽意或许反而会使你落于人后。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中国的母亲每天问孩子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听老师的话？”，而以色列母亲则会这样问自己的孩子“你今天在学院没有向老师或同学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四个男人站在街角……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以色列人。
一名记者走到他们面前说：“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说：“什么是短缺？”
俄罗斯人说：“什么是肉类？”
中国人说：“什么是看法？”
以色列人说：“什么是‘打扰一下’？”
二、全民皆兵的体制锻炼了国人的创新思维和管理能力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最好的大学不是普通的专业院校，而是国防军队里的精英学校。每个年满18岁的在校学生都必须到部队里服役2-3年，而军队中最精英的部门，比如情报部门8200、飞行编队、侦察队、空降部队、步兵旅或突击队等，更是以以色列全社会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人才。这些人才在退役之后进入社会，绝大部分都做出了优异的表现。
就全世界范围来讲，“军转民”在科技和人才上的贡献都毋庸置疑，西点军校为美国500强企业贡献的CEO等高管远多于哈佛和斯坦福等名校，也是得到公认的。而以色列这样全民皆兵的特殊环境，军用技术的转化率之高，可谓全球领先。
情报部门8200两名退役战友创建了 Fraud Sciences 公司，借鉴他们在服役期间追踪和打击恐怖分子的技术，开发出了全新而高效的电商大数据分析算法，仅仅花了两个月就完成了PayPal公司原本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10万份用户数据分析，并精确地鉴定出这些用户对应的不同信用风险，最终被PayPal以1.69亿美元收购。而另一个原本从事导弹研究的退伍军人，则借鉴相关经验开发出了可以让病人像药片一样内服的内窥相机，减少了很多病人不必要的外科手术痛苦，进而成为纳斯达克的科技新贵，9.11恐怖袭击之后第一家在美国上市。
以色列国防军数十年以寡敌众的实战经验，也从战术和打法上严酷地锻炼了士兵和军官。军机在无攻击弹药的情况下以螺旋桨切割敌军的通讯电线、前去解救受伤战友的直升机用尾翼切割灌木丛得以降低高度悬停，都是以色列一线军官和士兵在紧要关头灵机一动创造出来的打法。而这样的军人退役之后，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刻，就会比他们的外国同龄人们成熟得多，有经验得多。
三、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和无处不在的风险投资基金
由于勇于尝试、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以色列是全世界创业公司密度最高的国家。截至2008年，全国共有3850 家创业公司，平均每1844 个以色列人里就有一人创业；以色列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整个欧洲大陆在此上市的公司数量还要多。而股票市场繁荣景象的背后，是无数风险投资的默默耕耘和贡献，因为最终能走向二级市场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其余大部分不是被收购，就是中途夭折了。
1990年代以前，由于特殊的安全环境，以色列可谓是国际风险投资行业的荒漠，而为了扶持广大嗷嗷待哺的初创企业，以色列政府出资设立了BIRD、Yozama等风险基金，为合格的企业提供50-500万美金不等的资助或股权投资。如果创业公司失败了，不用偿还给政府；而如果成功赚钱了，企业有优先权以优惠的价格回购股份，甚至只需要把最初的投资加上每年利息还给政府。除了资金资助，这些风险基金对创业企业的帮助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化市场的开拓资源协助等方面，尤其是不少基金里有美国等外国股东的参与，对于这些以色列公司进军美国市场非常有帮助。换言之，当前中国国内流行的“孵化器”，以色列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实施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科技企业不断在世界主要市场崛起，以及对以色列周边安全环境的信心不断增强，越来越多国际风险投资涌入进来。2008 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 余倍，中国的80 倍，印度的350倍。与绝对数相比较，以色列这个只有710 万人口的国家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100 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 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额。此外，以色列还是2007~2008 年期间唯一一个风险资本投资获得逆势大幅度增长的国家。
四、捍卫出来的国家商业信誉
除了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创意和技术，以色列具备把这些idea落实为有形产品的配套能力：生产。从386芯片开始，以色列就持续为英特尔公司研发和生产芯片，供应全世界。而对于战争和恐怖袭击带来的投资人疑虑，以色列人以“任它外面地动山摇，我自巍然不动”的顽强原则，实现了准时交货，甚至提前交货。谢多夫·弗罗曼这位从英特尔以色列公司负责人，以30年的努力，为英特公司开发和生产“迅驰”“酷睿”等革命性产品，累计为全世界的电脑节省价值数十亿美金的电力消耗，也为英特尔在全球市场赢得竞争优势立下汗马功劳。巴菲特46亿美金收购的伊斯卡精密机床公司同样如此。2006年，就在巴菲特收购公司仅仅两个月后，黎巴嫩战争爆发了，4228发导弹落入以色列北部，离边境仅仅8英里的伊斯卡公司首当其冲。公司CEO艾登·维萨姆打电话给股东巴菲特：尽管我们只剩下一般员工（很多员工应征入伍参战），我们保证所有订单准时交付，甚至提前。
当导弹落在身边的时候，以色列人用提高产能来决定谁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以色列人，把他们经济体和商业的信誉看做是国家的自豪，是国家的决心和力量的体现。他们使国外投资者对以色列的信心空前高涨，让人民相信以色列人有能力实现承诺，甚至比承诺的更好。正式有由于谢多夫·弗罗曼、艾登·维萨姆和其他以色列企业家，因为他们，投资商和跨国公司来以色列寻找商机的时候，不必再担心灾难式风险的存在。
那么：新加坡和迪拜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创新精神？
同样是世界闻名的经济中心，新加坡和迪拜的GDP总量或者人均GDP，可能比以色列还高一些。但就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健康程度、对外界资源和环境的依赖度，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对人类文明和科技的贡献，都与以色列存在明显的差距。本质原因在哪呢？其实也就在创新精神的差距。新加坡和迪拜都是高度集权的高压政府，从教育到日常管理，民众都被培养成为听话、服从的人，自然在创新、打破常规等方面就逊色于等级观念很淡薄的以色列。
以大学为例，新加坡也有不少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但培养的人才，大都是本土企业或者世界500强的中高管，鲜有国际知名的创业者；迪拜则靠着大把金钱，吸引了卡耐基·梅隆、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等著名高校设置分校，但却至今没解决国内男女分校、师生比例甚至低于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的落后现状。因此，迪拜政府投入的大把石油金钱，只是换来了国家声望的提升，而至于孵化了多少真正的基础创新，还是个大问号。
早在1950年代，以色列的人口只有200万时，就已经拥有4所世界级大学。目前，以色列有8所大学，27所专科学校，其中4所位于全球150所顶级大学之列，7所位于亚太地区100顶级大学之列。这些大学全都是以色列自己培育出来的，没有一所外国大学的卫星分校；以色列遍布全国的研究结构，在学术成果商业化的效率上，也是世界领先的。
除了新加坡，与以色列国家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经历比较相似的，还有韩国。差不多与以色列同一时间跨入发达国家行列，韩国有三星、现代、LG这样的国际型财阀，却没有像以色列那样遍地开花的中小型创业公司。类似地，韩国的主要问题也是过于浓厚的等级观念。以韩国航空业为例，有几年韩国的航空公司频繁出现事故甚至空难等惨剧，波音和空客两大生产商反复调查都不得其解，最终才发现根本原因是，机舱内的等级观念太严重。发生事故的那几个案例，都是在形势恶化前已经发现了征兆，而副驾驶或机械师与机长虽然有分歧，要么不敢与机长据理力争，要么根本就不敢提反对意见，最终坐视事态恶化，酿成悲剧。经过长期评估和斟酌，飞机制造商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规定所有机组人员在驾驶舱内必须讲英文，通过这样“讲外语”的形式淡化不同成员之间的等级观念，提高应对紧急情况的沟通效率。
最后，在万众创新和大众创业的历史大背景下，以色列这个创新国度给我们中国的政府和广大创业者，能带来什么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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