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08：权宜之计与苟且之间

《孟子·梁惠王下》08：权宜之计与苟且之间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

曰：“好了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据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据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真正的“道”，恰如日月星辰的运转一般变动不居。一旦固化下来，难免变成僵化的教条。

关于“乐”，孔子做过不少的论述。

比如让后世学者反复揣摩的“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比如对弟子颜回的肯定“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仁义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比如对仁者下的断语“仁者可以长处乐”，比如自己闲居时的写照“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简而言之，孔子谈及的“乐”是由内而外产生的对于所感美好的回应，更像是一个阳光的人自然而然散发出的阳光的味道。

孟子在这里与齐宣王深谈的“乐”，更多的是物质世界带给人的刺激与情感体验。特别是齐宣王所自诩的“好乐”，实际上是他个人对于音乐、田猎所带来的感官刺激的欢喜和依赖。

对于好音乐，孔子也是欢喜的。《论语》中讲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与此同时，孔子又在给颜渊提出的治邦建议中强调：“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也就是说，对于孔子而言，即便是欣赏音乐，也有着明确的目的——修养自己的仁心。对之有益的，虽百听而不厌，对之无益的，坚决“放”与“远”。

从某种程度上讲，齐宣王也是孔子的学生，当然听说过“放郑声”的道理，所以，在孟子公开谈及他欢喜于“乐”时，他不好意思的特别强调——“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我所喜欢的不是先王的经典音乐，而是世俗世界传唱的流行歌。孟子对之的回应是“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很显然，这是孟子的权益之计，老人家当然清楚孔子对于“乐”的判定才是乐之正道，只是这个“正道”可以用来规范自己，却不宜用来框定他人。与其与齐宣王理论“乐之正道”，不如因势利导，将“好乐”的齐宣王引导到与民同乐的“大乐”“众乐”上。

真正的“道”一定是灵活的，它常常游走于权宜之计和苟且之间。只要不苟且，权宜之计反而能最终取得“直道”所难以取得的效果。

下面的论述，几乎就是孟子的常规套路了：

一、反问以证情理

见齐宣王开始接受自己的观念，对自己的话题感兴趣时，孟子连用两个反问句，引导齐宣王回到情理常道。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自己一个人嗨皮好还是与人一块嗨皮好？

“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与少数几个人一块嗨皮好，还是更多的人一块嗨皮好？

这两个问题指向的是人之常情、常理，齐宣王当然也出不了这个常情、常理的框架，都给出了与常情、常理一致的回应。

二、正反两方面论证——路你自己选

常情常理掰扯清楚了，接下来，孟子描述了正反两种不同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王鼓乐，民悲苦；王田猎，民离散。也就是不与民同乐的情形。

第二种情形是王鼓乐，民得闻王无疾病；王田猎，民得见王无疾病。也就是与民同乐的情形。

两条路摆在哪里，常情常理摆在哪里，至于选哪条路，作为王者，那是你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