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女儿来说今年的端午节应该会在她记忆之中留痕，为了备战考研，她选择留校看书。
中午去学校和她一起午饭、聊天、溜达以后便各自回做自己事情，晚上7点半时她发来微信，舍友点的外卖里吃到一堆类似虫卵的玩意，打商家的电话也没人接。
食品卫生的负面消息屡见不止，吃外卖的人绵绵不绝，并未太在意，只问她有没有吃，并借此告之尽量多吃堂食。不曾想她和舍友开始了一场追责之路。
舍友感觉不舒服，她远在杭州的姐姐远程指点她，去医院并保存所有票据和证据，商家需要赔偿和补偿，并找南大的男生同学赶过来陪同她俩一起。
女儿微信同步来说要陪舍友去医院，我心里只想“抠着喉咙吐出来结束，还要去医院？又是晚上了。”
到了医院，医生判断可能是蛆（确实够恶心）并没有开药，因为人无碍没有名显症状，对于“想吐”的解释是心理作用。
于是直接电话约谈商家。
21点半，商家到达医院。如预期，没那么顺畅：平台是美团在A家订餐，其中炸鸡是A在麦当劳采购后再卖；麦当劳不愿意赔偿，并说由A负全责。
通过不断电话沟通，22：20麦当劳来了一个经理，没有一句对不起，有的是不停请示上级。
再谈判，23：15商家A同意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元，连同餐费、路费等共计1135元；23：25开始签署协议，期间：商家要求删除差评内容；围观者有一律师，热心参与进来（见图）。
23：40收到赔偿金，23：55回到学校。
第二天上午中间商送水果来，希望删掉差评，娃们没有同意，往后，舍友怕有被再送水果等情境，终于删除A商家差评，保留了麦当劳差评。最终，麦当劳赔付A家多少，不得而知。
我通过娃的微信直播跟踪事件，全程只了解进展，不指点，少插嘴。回想此事，事不大，反应的信息不少：
娃们诉求清晰，步骤清楚，有安全意识（寻求男生陪同，即便是温柔学霸）。
谈判时不卑不亢，过程录音。
娃对事情的评价是“原则守住了，赔偿拿到了”，并明确表达“原则就是不是他们因同情而支付赔偿金，是为了我们的正当权益”。相比信奉“不惹事 不生事”、“就这点钱，费那事”等经验的我们，新生代更有讲原则、不轻易妥协的精神。
深究一步，为什么我们会是“沉默的大多数”，或许我们经历的从家庭、学校到单位，习惯了由权威界定正确与否、决定事情走向，申诉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并可能为之付出昂贵成本，成为悲剧素材。
恶不能肆意妄为，靠制度终难以实现，技术和机制的发展，使其不得藏匿、无处遁形，理和权力就可能正当争取。
凡事皆有代价，个人信息的输出始终存在安全隐患。此类事件，平台如何能在其中发挥直接积极作用？而不是买卖双方耗时耗精力直接对面的方式追究解决。
相信未来会是乡愿衰败 彰显中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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