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琴声总与苦难以及不幸联系在一起。
庄上有户人家，住在东北角，三间茅草屋，屋檐伸手可及。屋后是全庄唯一的一片竹林，竹林后面是进出村的必经之路，家里有什么事，是瞒不住别人的。屋里正常住的是母子两人，男主人是外地剧团里的琴师，大概两、三年回来一次。但凡每次回来，都是穿的干干净净地白衣衫裤，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完全与庄上的人不同。一般回来三、五天，说走就走了，只留下母子两人独独地守着，直到下一次重逢。
母子两人过得很清苦，老太婆大概有五十多岁，瘦弱弱的，好象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爱抽烟。卷烟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小队长抽的是“红波”，大队长才能抽上“华新”，抽到“飞马”或“大前门”的，恐怕是公社干部了。而老太婆只能买“经济”或“强力”的，一边抽着劣质烟一边不停地咳嗽，有时候实在没有烟抽了，不是拾地上的烟头，就是用向日葵叶子揉碎了卷起来当烟抽。就这样，把家抽得一穷二白、黑咕隆咚的。
象这样的人家是很少有姑娘看中的。儿子快三十岁了，还没有个对象。小伙子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力气，生产队就安排他做一些放牛、看场等之类轻巧生活，算是照顾。但他会吹笛子，大概是跟父亲学的。放牛时吹一曲，收工回家再吹一曲，全庄人都听得见。那一年的冬天，人们都熄灯上床了，小伙子还在吹笛，吹的不是平常的《小放牛》，而是《北风吹》，笛声充满了忧伤。后来听村上人说，他父亲在外面又有女人了，以后不再回来照顾他们母子俩了。没有多久，老太婆一口痰涌了上来，撒手人寰了，小伙子从此以后也离开了村庄……
庄上原来是没有人会拉二胡的。是插队的知青，把二胡带到庄上来的。虽说都是知青，但也分好几种，一种是家里成分高，到乡下接受改造的；一种是“老三届”，家里兄妹多，不得不来的；还有一种是社会青年，没有吃过苦头的……。会拉二胡的知青叫老李，戴个眼睛，在乡下人眼里算得上是个文化人。庄上人对知青一般都比较善待，做农活只是跟趟走，从不安排他们单打独斗。尽管如此，处于那个年龄段的人，远离了繁华的城市，来到偏远的农村，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和孤寂，特别是乡下的夜晚最难熬，忙碌一天的村民，很少与他们聊天攀谈，倒是小孩子常常在晚上围着他们转。夏天的晚上，五、六个光屁股，缠着他们讲城里的故事，引发了孩子们心中无限的向往。等故事讲完了，老李才会拿起二胡拉上一曲，这时孩子们都散的差不多，只有老李一个人独自地拉着属于他的二胡，没有走的孩子，也早就在他的琴声中睡着了。庄上人嫌二胡的声音有些凄凉，听了总想抹眼睛，老李不晓得庄上人有这个想法，依旧自顾自地拉着他的二胡，给风儿听，随风儿飘；给自己听，随心儿走。
据庄上人说，老李的父亲是个局长，后来被打成“右派”。老李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操劳，自己已经二十七、八了，至今还是光棍一个，原先谈过一个女朋友，听说他下乡了，也就分手了。他插队到庄上，只带了两样东西：一纸箱书、一把二胡。老李除了干活，只有看书和拉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庄。后来，老李在大学里做了一名老师，学生们都说他语文教得不错，但不知道，老李的二胡也拉得很好。
听到凤凰琴的声音，是在我的伯父家里。伯父是援朝志愿兵，在转业的路上遇见了我的伯母，他们组合了一个家庭。不知道伯母是做不惯家务活，还是天生喜欢漂泊，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在外流浪，起初是带着一把二胡，混迹于城市的车站、码头，但我从来没有听她拉过一首完整的曲子。伯母一年在家里呆不到一个月，回来伯父都藏起二胡，不让她走，可就是拴不住伯母的“野马心”，还是出走了，留下的二胡陪伴伯父度过了无数难眠的夜晚。我真佩服伯父有天生的音乐才能，就这么胡拉瞎抹地，居然把“孟姜女哭长城”拉得象模象样的，从此，庄上又多出了一把哀怨的二胡。丢下二胡的伯母又为自己添了一把凤凰琴，依旧在码头、车站飘忽着。说也奇怪，二胡拉得不怎么样的伯母，凤凰琴倒是弹得不错，一曲《小曲好唱口难开》还能搏得掌声。尽管琴声很好听，而庄上人不许自己的孩子学琴。随着伯父、伯母的谢世，庄上再也听不到二胡和凤凰琴的声音了。
他们的琴声都离我远去了，成为那段岁月的记忆……
赵 新
二0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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