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岛

我今年25岁，在一所大学念研究生。你可别看我是个学生，我的经历可不少哩。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你可别瞧不起我，骂什么小屁孩，讲一些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这种屁话。我可烦这种话了。我去过不少省份，见过不少人，年纪活到狗身上的人我见多了。谁也别倚老卖老摆资历，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看的清楚着，活的通透着呢。

18年那会，我在青岛工作，天天在海边暴晒。你可能觉得海边很浪漫，很美好吧。嗨呀，全是鬼扯，海边的太阳最毒了，不知道是因为紫外线还是什么原因，晒的人生疼。我老家在湖北，也是个挺热的地。可老家的太阳比起青岛海边的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太阳大早上打在身上，先是红红的，不消一个小时，就把你晒黑了，又过了一小会儿，把整个皮肤都晒掉了！

当时我天天早起，去海边。可真是酷暑难耐呀。多少防晒霜都没用，晚上7点下班回住处，摸一下脖子都疼。那会之前，我从没去过海边，那会之后，我再也不去海边了。

你呀，别不爱听我抱怨。当时我刚本科毕业，满脑子雄心，一肚子热血，真真受不了这落差。有一次，底下的工头问我啥学校毕业，我说我是一本。他们都惊呆了，一本毕业就干这个？我当时笑了笑，满不在意，说不干这个干啥。现在想想就好笑。

当时总想着不干了，想着有一天呀，我就把辞职报告啪，拍在老板桌上，看着他惊讶生气的表情，我扬长而去，那会是多么爽快的一件事情呀。

我是怎么去那儿工作的？那说来话长了。现在想起来都唏嘘不已。没法儿，土木嘛，就是这个命。生活就是这样嘛？哪有公平的事儿？要是事情都公平了，要是干多少活儿就赚多少钱，人们就不愿多干活啦，反正也讨不到好。老实说，我自小学习是不差的，小时候努力，大学贪玩，工作迷茫嘛。大家都一样，谁让我填志愿填了个土木呢？没法儿，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的是卖面粉的钱。

和我一起这个命的还有四个同事。四个同事哪哪的人都有，现在我还记得哩，有山西的，黑龙江的，安徽的，内蒙的。加上我湖北的，五湖四海全了。

我和那几个同事关系还不错，男生嘛，胡侃一侃，在一起儿吹一吹牛，就熟悉了。那会儿，每次我们快下班时候，就是深夜了，我们几个坐在海边。真是忘不了，吹的最多的就是自己用大学里学的东西，一起包个工程，把公司买下来，让领导给我带饭，不吃辣不吃咸，就爱三文鱼。那会儿公司的食堂又辣又咸。

说偏了，一说起那些同事就收不住。要是青岛的夏天再久一点儿，我可能就更早的辞职滚蛋了。夏天一过，工作也轻松了一点儿，我们都缓了口气。

后来公司要搬迁，我们的宿舍也要搬。原先是住一个小区，小区里有一个居委会的办公楼，楼里有一个大办公室。我们几个臭男人，在大办公室里摆了五张床，刷牙洗脸去公共厕所，洗澡借用公司其他同事的房间，可真是离谱。有时候看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对工作的吐槽，什么领导不好呀，工作离家远呀，工资低啦。觉得恍如隔世，又有点想笑。觉得现实比网络可要艰苦多了，也许是大家都不爱在网络发言吧。

要搬到哪儿去呢？养老院。这个养老院还没正式投入使用，先给我们几个小伙儿用了，是一人一间房，水电都有。大家都很兴奋，想着终于过上人的生活了。那天周天，我们五个人给公司打电话，让来接，5点的时候说没车，等协调安排，我们又等到了7点，那边的经理，支支吾吾说没车了。真是气死，也没法儿，我们几个实习生，也不敢冲经理发火。后来搞了一辆东风小康。东风小康破的很，车徒四壁，感觉像板车加了个框。

我们五个人有三个人有驾照，其中两个人没上过路，最后开车的重任交给了那个唯一上过路的。他叫做王子勋，山西人。因为和我们打交道的一个交通局长也姓王，我们常叫他王局长。

坐上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青岛的天黑下来了。车开了一半儿，雨来了。落雨的那会儿，我们五个心里都一凉，雨天对我们王局长的车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而他也没开过几次车。

我们正开在路上哩。王局长一声惊呼：“妈的，雨刮器坏了。”车窗和后视镜啥也看不见，迷迷糊糊像有车又像没车，啥也看不清，只有光在雨珠上闪。

这时黑龙江人潘若平开了个玩笑，“王局，我们这回不去了啊。”

王局长轻骂一声，“什么回不去，啥也看不见，我要是撞了人，你们也要负责任。”

内蒙的兰浩宇说话了：“我们有水，用水。”

我和你说，还好，还好有水。我们把车里的两箱水一瓶一瓶递给兰浩宇，他摇下车窗，伸出手，一瓶一瓶往车玻璃上洒。看不见了，就洒一点儿。后来我才知，这是玻璃水的用法。

王局长也对兰浩宇说：“还是你有办法。”

问题解决了，我们都很高兴。偌大的青岛，我们五个在那会儿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兴致很高，说起另一个事情。公司有一个司机，五十多了，一次开车前喝了点酒。“那车开的贼鸡儿快。”王局长说。“看着下个路口，只有7秒就要红灯了，还有好几百米呢？他居然冲了过去，正常人都等的。”王局长说这话的时候，嘴都嘟起来了，激动的很。

安徽的于庆波也说话了：“那天我也在，后来才知道他喝了酒。过弯也不减速，我在车上打了好几个滚。”

“车坐的，心跳的快得很。后来和我说，喝了半斤白的。”

我笑着打趣：“王局长，这不把你魂都坐走了。”

“这司机，彪的很。”兰浩宇说。

这时，一股巨大的惯性把我往车前一推。随即我听见王局长骂道：“靠”。我忍着疼痛，只看见车前模模糊糊一个人影，黑不溜秋的，看不真切。那人愣了一下，赶忙过马路走了。

兰浩宇骂道：“差点，咱五个都要栽在这。”

“好险，闯什么马路啊，不然全完蛋。”我说。

我的声音有些虚弱，他们才注意到我。于庆波叫了一声，“铁酱，你头怎么破了。”

他这一叫，大家都回头看我，我也拿出手机照了照自己。太阳穴那里破了个口，血还在不断外流，鼻子，嘴巴都是了。大家都慌了，兰浩宇拿出手机，导航找医院。

“怎么搞的呀？”潘若平问。

我看了看前座一个戴着血迹的铁丝。说：“刚才刹车，撞上了。”

我和你说，我那些同事可真够意思。我当时迷迷糊糊的，被他们送到医院，嗨，没啥大事，不过落了个疤。

那件事情过后呀，没多久我就辞职了，后来感觉啥也不敢干不来，又回来读书。

什么？我那几个同事？都辞职啦。我一走，他们也都走了，连锁效应似的。他们和我说，他们走的那会，经理一个劲儿的叹气，哈哈。

回头想想，经理对我们不错，那我没法儿，该辞职还是要辞职。一个人在外地，又是那样儿的环境，工资还拖很久，受不了啦。

后来我在学校里呀，总感觉和他们正常读研的不是一类人。也不清是哪儿不一样，他们玩的我也玩，他们说的话我都懂。可是，我摸了摸我太阳穴上的疤，总想起那晚的事情。我家在湖北，又在河北读书，山东工作，现在又在福建读书，谁能想到这一切呢？真是人生如戏呀，你说是不是，读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