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0（转载）写一篇小说，就是创造一个证明与被证明

作者: Bis_12e2 | 来源:发表于2021-01-20 13:24 被阅读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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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小说，就是创造一个证明与被证明的闭环

2019-05-10 11:00

“烧鹅湖的湖面上悬浮着我的影子，看上去像一块正在熔化的蜡。一位从旁边经过的路人看见了我的影子。所以，她也不免推测，那些她看不见的影子，那些来自其余和她共同寓居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影子，应当看上去也像一块块正在熔化的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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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雅，籍贯江西，现居广州。小说作者，哲学博士。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烧鹅湖

陈梦雅

// 01 //

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烧鹅店在这座城市是不存在的。这样表述是有根有据的：截止到1989年的最后一天，你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栋或高或低的楼房中，任何一个美丽的广场，任何一个丑陋的广场，任何一间地下室里，任何一片天台上，总之任何一个物理空间中看见一家专门出售烧鹅，或者以出售烧鹅为主的店铺。请你务必相信这一点，并且当你计划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时候，记得将这篇小说打印出来，或存储在移动电子设备中，随身携带。这样一来，当有任何喜欢刨根究底的人质疑你时，你便可以随时出示这篇小说，作为你的证据。这件事便是真的了。

那么，这座城市究竟是哪座城市呢？说出它的名字，或许会令人多多少少感到有一点迷惑，有一点滑稽，或者感到有一点兴奋。究竟会是上述三种反应中的哪一种，取决于听到名字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总之，这座城市恰恰就叫“烧鹅湖”。

稍微澄清一下，上头提到的“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遍的人称代词。因此，你是“你”；读到这篇小说的其他人是“你”；烧鹅湖市的每一位居民，或者九十年代之前从其他城市来这座城市观光的游客是“你”；未来搭乘时间穿梭机回到九十年代之前的烧鹅湖市的某个人同样是“你”；甚至就连正在敲打键盘的我也是“你”。是的，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表示，不相信烧鹅湖市在九十年代以前不存在烧鹅店，我也会拿出这篇小说作为证据。尽管此时此刻，这篇小说还并不存在，而且我本人就是它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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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Alex Holt on Unsplash

你当然可以使用你自己创造的东西，来证明你自己想要表达的命题、观点，或是想法和情感。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只要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也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证据就是完全合法的。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中，无论是你的证据，还是你有待证明的那个对象，都完全不需要指向外部世界，不必与外在的那些客观属性发生任何互动。

简而言之，写一篇小说，就是创造一个证明与被证明的闭环。

所以，我重申一遍：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烧鹅店在这座城市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一些偶然的例外情况会令这一表述显得模糊不清。比如说，在1987年1月30日的一份报纸中（这份报纸曾经是烧鹅湖市发行量最大的纸媒），一位署名“贾元”的记者在美食生活版发表了一篇大约一千多字的报道。我至今还记得，这篇报道甚是平庸，但是胜在修辞节制，文笔也称得上流利。

文章用若干个段落描述了祖国南方沿海地区的一组流行吃食，广式烧鹅位列其中。在报道的右下角，还附上了一幅并不特别能够引起食欲的插图：整整五只烧鹅被倒挂在铁钩子上。所以，我的意思是，在报纸这样的印刷品，而且是公开发行的印刷品上，“烧鹅店”这个词语曾经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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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IA. Vai Town, Monrovia. March 2004. Small stalls set up.©Tim Hetherington

说到意外情况，允许我再说一个发生在烧鹅湖市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由若干具有因果关联的事件所构成。故事的主人公是真真和他的父亲。真真是我童年的邻居之一。她是一位外貌姣美的女孩子。可惜，我完全不记得她父亲的姓氏和名字了。为了写这篇小说，我曾经专门打电话询问我的母亲和祖母。可是，我的母亲也忘记了真真父亲的姓名。我央求母亲尽量帮我想一想。

我对她说：“外号也可以。任何有关真真父亲的称谓信息都可以。多多少少交待这方面的信息会让我的读者觉得这个人物比较可信，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但我的母亲什么也说不上来。祖母就更糟糕了。她声称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有你说的这个人吗？”她在电话里反问我。“咱们那会儿的邻居里根本没有叫真真的女孩子吧。”听到祖母这么说，我的心立刻失去了重力，就像在一个形式系统中，一条公理忽然被悬置起来，不能再逻辑有序地生产任何定理。我赶紧挂断了电话。我不能让更多小说人物受到是否存在的威胁了。

各位，当我们抽空读小说的时候，如果稍微细心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存在于小说中的祖母记性都不大好，不管是某个无足轻重的故事人物的祖母，或者干脆就是那个第一人称“我”的祖母。简而言之，存在一则有关小说的事实，那就是：失忆的老人是颇为常见的一类意象。

有些小说作者恐怕是因为平时养成了比较严谨的思维习惯，会特别在情节中为读者解释故事中的祖母是因何失忆的，比方说遭受了车祸，不幸罹患失忆症，或其他会引起记忆退化的神经系统疾病。还有些作者比较大咧咧，不会特别说明这些信息。当然，解释故事人物究竟是为什么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就文学价值来说，并不总是必要或者有益的。但是，这样做的确会显得故事更加真实。

话说起来，我的祖母记性不好，好像是从她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开始的。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天。清晨，我们一家人陆陆续续起床，准备共同去湖边散步。“我们一家人”，当我这么写的时候，我是指谁呢？这是作者特别拥有的另外一种权力。我们可以随意地抛出一个有关集合的标准概念，而并不及时说明这个集合究竟包括哪些成员。当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可能存在着一套有关“一家人”这个集合的核心符号，由那些最为普遍的家庭成员构成：一般来说，包括我、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如果有的话，还应当包括我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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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OSLOVAKIA. 1963. Gypsies.©JK

很遗憾（或者很幸运），很多常见概念的蕴涵都是模糊的。比方说红色吧。土耳其人帕穆克有本很出名的小说，题为《我的名字叫红》。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句子的时候，立刻想到许许多多种可以被描述为“红”的颜色。它们在我的大脑网络中叠见层出，像一排排钢琴琴键。每按下一个键，就弹奏出一种不同的颜色。我曾经在电影里看见大型动物在海中被刺，血立刻翻涌、聚集、重叠、弥散，恰好模拟了红这个概念本身的流动与暧昧。红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甄别小说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去检验他们为复合概念赋形的能力。一般来说，概念越大、越复杂、越抽象，被赋予形态的难度就越高。你已经看到了，我在这方面的水准确实不怎么样。

那么，最能代表红色的红色，或者用一种逻辑上更古怪的说法，最像红色的红色是怎样的一种符号呢？多年以前，来自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倒是早已确认了这种符号的存在。那么，话说回来，最能代表“一家人”，或者最像“一家人”的一家人应当包含哪些成员呢？无论这个问题有没有标准答案，我自从幼年就注意到的一则事实是：小说作者很少理会这类问题，仿佛他们手握着某些默会的、自明的知识。这是多么令人感到不安和嫉妒的特权呀。必须承认，当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这种特权曾经给予我莫大的安慰。

我已经扑扇得太远了，还是赶紧回到真真和她的确存在的父亲身上吧。实际上，事实是很简单的，可以说一点儿逻辑含量也没有。既然真真存在，怎么可能她的父亲不存在呢？真真的父亲，一个只具有初中学历，但是经验老练的技术工人，曾经在八十年代末期前往南方打工。不无巧合的是，他去的地方恰恰就是广东，和那篇报道提到的地方一样。真真有一次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电话里告诉她，他去烧鹅店买了两只烧鹅，准备过年的时候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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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MA. Shan States. Fishermen on the Inle Lake. 1942.©George Rodger

我不知道那两只烧鹅究竟有没有真的被带回来，我其实也不知道真真的父亲是不是真的买了两只烧鹅。但是，我明确无误地知道，我曾经在烧鹅湖市听到“烧鹅店”这个词，来自我的童年邻居，那个叫真真的小女孩。更重要的是，真真也许不止对我一个人提到过这件事。“烧鹅店”这个词或许早已经传遍了我们的初中、我们的升旗台、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饭桌、我们的电话线路。她当时是那么高兴。在她脆弱的声线里，不相称地隐藏着一束巨大的、急于绽放的烟火。这让回忆中的真真显得更脆弱了。

//02//

在我和真真就读的那所初中里，常年流行着一个地下传说——

“楼道里有一只笼子。”

可是，无论是传播的人，还是被传播的人，都不知道这句话里的“楼道”指向的是哪一个楼道。没有一个人能把话说清楚。这让我们不禁怀疑，是不是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我们也曾经想要去发现那个楼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白天成功地找到过它。在整座校园里，没有任何一个楼道里有一只笼子。不存在的楼道，让那句话成为一支射向空无的箭。为了躲避空无的纠缠，我曾经一度迫使自己相信，传说中的那个笼子必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笼子，远远低于肉眼可见的尺度。

我们的初中面积并不大。它坐落在一个细窄的巷道里。有一个深夜，我在小铁架床上醒过来，发现台灯亮着。我坐起身，墙上的挂钟大概指向四点半。我扭过脖子看向旁边的大床：家人（即我的母亲和祖母）都消失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我穿上衣服，从家里走出来。当我蹑手蹑脚穿过天井的时候，隐隐约约看见几缕漂浮的银光。我疑惑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很可能是那位满头白发的邻居老太太。白天的时候，她的头发没有这般显眼。这一方面是因为光线明暗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很难不先注意到老太太的脸。那张脸黄澄澄的，有两道极深的皱纹。有一次，她背对着母亲说话，忽然转过脸来，仿佛一颗炒裂的栗子。

我一路走到学校，侧着身子挤进校外的铁门。学校一共有四栋相同大小的教学楼，整整齐齐，隔上七八米远看着，是在夜色中掏空的四个立方体隧道。操场周围有几颗柳树，极瘦，宛如四只亭亭玉立的鬼。

我从一栋教学楼钻进去，在每一层楼道细细搜寻，又从同一栋楼里钻出来，再钻进第二栋教学楼里。我发现，有些教室的门没有锁。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假设，把那些没有锁门的教室全部放进一个口袋A里，而把那些锁了门的教室全部放进另一个口袋B里。这么一来，整个学校的四栋教学楼就大体消失了，只剩下由地基、天台、楼道、安全门、防火梯之类组成的四副骨架。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两个口袋吧。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口袋A在闪闪发亮，而口袋B却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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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Sicily, Bagheria, bird cage.©Ferdinando Scianna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奇特模式背后的机制，让我们先把口袋A里的教室统统倒出来，分别做上记号，比如在教室的门框上写一个a。然后，我们再把口袋B里的教室统统倒出来，分别做上不一样的记号，比如在教室的门框上写一个b。最后，我们齐心协力，尝试把四栋教学楼重新搭建、复原起来。当然，想要完成这一步，需要我们拥有一张关于四栋教学楼教室分布的蓝图，并且能与手头的这么多间教室一一映照。

可是，该死，粗心大意的我根本没有准备这张蓝图。除此之外，当我将四栋教学楼中的教室全部拆卸下来的时候，也忘记了一一记下它们所属的单元号码和楼层。事已至此，我只有临时设置一条新规则，彻底打乱原有的教室编排秩序，搭建起四栋崭新的教学楼了。这里的“崭新”当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崭新，因为我所使用的材料依然是那些已经使用了至少十年的旧教室。

那么，我该设置一条什么样的规则，来部署手头的这么多间教室呢？一条最简单，最合乎当下情况的规则就是先把标注了记号a的教室统统插进骨架里，再把标注了记号b的教室统统插回去。于是，我便手脚利索地这么干了。当我完成这个并不算过于复杂的工程之后，我惊异地发现，有一半教学楼的灯亮了。

这些教室密密麻麻地成片建构在一起，在黑洞洞的夜里构成两栋完整的发光体。而另外一半教学楼则是暗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显而易见：原本没有锁门的教室的集合，等于在口袋里发光的教室的集合，并且还等于当四栋教学楼重新搭建完毕之后，日光灯管被离奇打开的教室的集合。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是否正确无误，我钻进第一栋新建的教学楼里，穿行在大量房间之间，再从同一栋教学楼里钻出来。果不其然，所有亮灯的教室都在门框上有一个记号a，不多也不少。由于在前两栋教学楼内部进行勘探时，我的眼睛接收了过于频繁的光刺激，当我钻进第三栋教学楼里时，根本不能适应骤然寂灭的空间。然而，就在第二层的楼道上，跌跌撞撞的我忽然绊到了一个东西。

难道是一个笼子吗？难道是那个笼子吗？这自然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光是这么想，我的亿万个神经元已经开始兴奋得四处射击。控制台上的按钮被拧开。我像一台骤然启动的，嗡嗡打颤的轮船，即将在生活的秘密漩涡中首次找到正确的航标。可是，当我按捺巨大的兴奋去看清楚时，却发现那坐在地上的，是一个人。

这个在之前的积木工程中根本不存在，此刻却忽然存在的人让我吓坏了，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她仰起脸来。月光洗刷她满嘴的油脂，和抓在手里的，残破的烧鹅。

我才看清楚，那是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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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烧鹅湖市之所以叫“烧鹅湖市”，是因为这个城市里的确存在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就叫“烧鹅湖”。烧鹅湖在烧鹅湖市的西边。这么多年以来，直到我离开家乡之前，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它的面积究竟有多大。我看见的永远只是湖的一个局部。曾经有许多次，我站在烧鹅湖旁的绿道上凝视着湖水。水是清澈的。所以，我不免推测，我看不见的那些湖水应当也是清澈的。说白了，人类的思维往往只能以这种模式运作。

比如说，假设在某天，你看见一个人做出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被你评价为高尚的，或者可爱的。所以，你不免推测，你看不见的那些行动应当也是高尚的，或者是可爱的。谁能给你一个证明呢？科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烧鹅湖的湖面上悬浮着我的影子，看上去像一块正在熔化的蜡。一位从旁边经过的路人看见了我的影子。所以，她也不免推测，那些她看不见的影子，那些来自其余和她共同寓居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影子，应当看上去也像一块块正在熔化的蜡。

有那么几年时间吧，人们常常议论说政府打算重新治理烧鹅湖，但是总也拿不出一个理想的方案来。为了寻找灵感和参照系，市规划局派出了许多专家前往其他或近或远的城市观看其他湖泊。这些专家回到烧鹅湖市以后，通常会再次聚集到烧鹅湖旁高声喧哗，讨论眼前看到的风景，并与记忆里、照片上、视频中的图像资料进行对比。有时候，这些人群和他们制造出来的喧嚣会吸引普通市民也来到烧鹅湖的防护堤上。

说实话，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我。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那些具有伦理意味的情境中，人们常常会避免当着一个人的面，讨论与这个人具有高度相似性，或者其他重大关联的另一个人。可是，令童年时代的我深感惊讶的是，人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地当着一个湖的面，堂而皇之地谈论另外一些湖呢？这些情况如此类似，以至于我无法对其他人，那些生物学上的同类的行径加以辩护。我只感到深切的羞耻和一种隐秘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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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同的湖与湖之间发生交谈。这种可能性是应当被考虑的。但是，人类难道可以自不量力，充当其间的中介吗？镜子与镜子之间就能发生异样的交谈。当你将很多镜子彼此相对，放在同一处空间的时候，你就能窥见这一交谈的结果：冗长、重复、自恋、无穷无尽，一个难以发现新意义的迷宫拔地而起。正如在一个超级沉闷的公务会议上，我们并不期望听到，但却时常遭遇的那类发言。

不过，在与湖泊相关的事务上，人类也并非一无是处。当我们将烧鹅湖的各方面参数进行充分调研，再在调研和统计的基础上，将烧鹅湖抽象化为一个计算机模型，也就是它的一份电子DNA的时候，我们便似乎帮助烧鹅湖在更高层级上实现了自我指涉。依旧是在那几年，我还远未成年的时候，规划局曾经将很多这样的模型做成可视化的二维图形，投放在公共车站的广告牌，或者外挂在政府大楼的那些巨大荧幕上。

祖母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希望你还记得这件事，我们一家人一大早就起床，准备共同去湖边散步。临出发之前，我打了个电话给真真，问她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可是，真真说她的暑假作业还没做完，父亲不让她出门。“所以，你的爸爸从南方回来了吗？”我立即想到烧鹅，想到闪亮的油膏，想到被秘密拆解的教学楼。

当我们抵达湖畔的时候，发现市规划局甚至将烧鹅湖的建模图形还原成了巨大的立体装置，垂挂在烧鹅湖本身的水面上。于是，烧鹅湖倒影出了它自己：一个物理层面的实体，呈现出它自身在数据层面的形式。那天，我和母亲、祖母久久地徜徉在烧鹅湖的岸边，欣赏着这一美不胜收的景象。正如你所见，从那一天开始，祖母缓慢流失了拼装自我的记忆。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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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手机阅读，排版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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