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天下并没有那么多快钱可挣。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生意场上，利益至上。
有时候，需要认钱不认人，有时候需要对事不对人。
赚钱的思路一打开，钞票自然就来了。
从穷到有钱的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变为人道主义，另一种是变为个人主义。
鲁迅的人生哲学
第八课：赚钱的本质是什么｜打工人鲁迅
这两年，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和金钱观，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买个东西，千八百不觉得贵，当然呢，要是不包邮，当场就作废。
现在流行的是：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消费观确实更健康了，但本质是也确实没钱可造了。
据说今年的风气是年轻人都开始存钱了，只能说缺钱使人回归理性。但是要想变得深刻，还是要想办法搞钱。从这点来说，我们看鲁迅的文章，觉得他分析问题常常一针见血，其实背后就有搞钱的经验支撑。
今天我们就来上一堂财商课，给鲁迅算一笔经济账，也看看鲁迅是怎么算账的。或许对想搞钱的你，会有启发。
下面我们讲第一部分：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1923年12月月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次有名的演讲，叫做《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是易卜生剧本《傀儡之家》里面的人物。故事讲的是家庭主妇娜拉有一天觉醒了，要摆脱给丈夫当傀儡的命运，准备离家出走，寻找自由。
鲁迅就来分析走后的娜拉会有怎样的结局，给出了三种判断：堕落，回来，饿死。
都不是什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鲁迅认为，光有出走的决心是不够的。他直白的说：还要钱。所以前面从易卜生的剧本，讲到李贺临死前的情况，铺垫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引出这个“钱”字。
鲁迅深刻的意识到，摆在娜拉面前的，不是走或者不走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钱的问题。假如不能争取到经济自由，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走，娜拉都不能实现想要的自由。所以，鲁迅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整篇演讲的核心观点之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保持经济独立，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独立。现在这篇演讲总被作为女性研究的经典文本，其实这也是鲁迅金钱观的重要经验帖，他对着台下女学生说了这样一段大实话：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虽然不是学生，但在钱这件事上却依然是学生思维，只在缺钱的时候困扰，但不懂搞钱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所以这篇演讲对象不仅是当年的女学生，更是我们现在的所有人。然而，鲁迅这篇搞钱经验帖呢，也是因为被没钱搞怕了，从自己辛酸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鲁迅早年的成长过程，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也讲过，现在如果从经济活动的角度再去梳理一遍，又会有新的发现。他在1912年到教育部工作前的人生经历，可以概作为：
在穷家庭的日子
当穷学生的日子
当穷教书匠的日子
鲁迅前30年的人生，是跟穷在一块的，说鲁迅生长在一个穷家庭里，可能有点不符合事实。我们都知道周家是大家庭，造成周家变穷，最大的两件事，一个就是祖父的科场案，花了很多钱，二是父亲生病，也花了很多钱，后来父亲死了，祖父出狱了，该花的钱花了。
根据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他们家这一房，此时大概还是20亩田产，以及每年约4000斤的租谷。这个产业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应该没啥问题，但问题是也仅仅能够维持温饱。这里既有家庭人口多，开销大的原因，也有中产家庭，生活水平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赚钱的门道，只能靠变卖田产换钱。仅剩20亩的水田也是红线，不能再卖了，不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父亲病重的时候，这种出门搞钱的事都是鲁迅干的，他先去当铺，再去药铺，父亲死后也常去当铺，为此受了不少冷眼和污蔑。鲁迅对钱的敏感，还有通过钱对人情冷暖的观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从穷家庭走出去，鲁迅又开始了他穷学生的生活，母亲好不容易凑了八块钱，供他去南京念水师学堂。选择水师学堂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里是免学费和伙食费的，碰巧家里的叔祖周椒生也在这里工作，鲁迅就住在他的后房，这样一来，住宿费也免了。不仅如此，实习期还有津贴，每个月300文。
不过17岁的鲁迅，这时候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便有一顿两顿，也不能吃的安稳，何况鲁迅还是那种更在意“吃得好”的脾气，所以后来他转到矿路学堂，是听说学校办了一个有奖学习竞赛，他马上就参加了。竞赛规则是这样的：
每周写一次作文，每个月月考第一名，得三等银牌一枚。累计四枚三等银牌，可以兑换一枚二等银牌。累计四枚二等银牌，可以兑换一枚三等金牌。
鲁迅的记录，在矿路学堂建校史上无人打破，他是唯一一个用四个银牌换到一个金牌的学生。
说起来，鲁迅早在这个时候就有写文章赚钱的经济头脑了，拿到金牌换成钱，鲁迅忙着改善精神生活，买书看。那本影响他的《天演论》就是花了500文巨资买的。如果有剩余，就给同学们买花生米吃。
至于在物质生活上，鲁迅是硬汉派，大冷天穿一个破棉袄，俩肩头部位一点棉絮都没有，就这么硬扛着。伙食也很硬，辣椒拌米饭，几乎天天这么吃，他的胃病和其他毛病都是这个时候落下的。在身体发育的黄金年纪，鲁迅吃不饱穿不暖，严重的营养不良，长大后又瘦又矮小，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1902年到1909年这段时间，鲁迅在日本当穷留学学生，他的主要生活经费是每个月官费36元，一年大概是400块左右。鲁迅虽然吃喝上没什么讲究，但是他的花销实在不小，买书就是大头。
1906年，他主要在家里读书，自学德语需要订购许多德文书，能想到的赚钱办法就是搞翻译。比如他和周作人合译的《红星佚史》，一共赚到了200块稿酬。还有一回，得到《支那经济全书》校对的活。
总的来说，日本留学期间的鲁迅经济虽然不宽裕，用周作人的话来说也不那么紧张，但是当学生的日子很快到头了。1909年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来信催他快找个班上吧。周作人也结婚成家了，但他还想继续念书，指望大哥替他养家，所有压力都给鲁迅了。
1909年八月，托许寿裳的关系，鲁迅跑到浙江两局师范学堂教书，开始穷教书匠的生活。他在师范学堂教三门课，日语翻译，化学和生理。月薪是30元，发了工资，寄回绍兴老家一份，日本寄去一份。
鲁迅自己基本不剩什么钱，他常年穿一件廉价的长衫，抽劣质香烟，但是他烟瘾还很大，一天要40根。后来，鲁迅还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教过书。工作既不稳定也不理想，但绍兴老家和日本两边的紧急需求一直很稳定。家里人盯着鲁迅，鲁迅就盯着好友许寿裳。
后来在教育部那边稳住脚的许寿裳，瞅准了一个机会，就把他引荐了过来，在南京干了不到两个月，碰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也就一块跟着去了。1912年5月6号，鲁迅到教育部报道，从此就开始了长达14年的公务员生活。
从1926年八月来北京为止，他的经济状况从这时候得到真正的改变，这一年，鲁迅32岁。也是从1912年起，鲁迅开始在日记里记账，直到1936年去世。他怕自己记不清楚，弄成糊涂账，所以账记得很清楚。
鲁迅开玩笑说，“这样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
还别说，研究下这本记了24年的账簿，鲁迅好像真的有点富，所以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文豪也是富豪。
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位是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的第一科科长。他的月薪一开始是240元，后来涨到280元。1916年后，他再涨到每个月300元。
这个收入是高还是低？根据资料记载，1920年代的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12块钱就能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这样算的话，鲁迅的月薪够100个普通市民一个月的吃喝，所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鲁迅的收入是标准的一线城市中产水平。鲁迅给自己的定位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理论上，鲁迅应该不为钱发愁了，对吧？
但实际上，钱还是不够花。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他的薪水只是应发数字，并不能足额发放。比如1912年8月30号这天是发薪日，他只拿到一半工资，125元。尽管如此，在1920年以前，鲁迅的收入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遇到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比如1915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能拿到全薪的280元。
这笔钱有几个主要开销，给绍兴老家每个月寄回100块，给周作人夫妇寄去一部分，给周作人妻子家里寄去一部分，自己也要用一部分。赚钱越多，供养的人口越多，鲁迅还是不那么经济自由。
有段时间，北京政局动荡，他的同事怕惹祸上身，就表现出远离政治的样子：买古玩，逛窑子，玩的很花。但鲁迅不去搞这些花钱的事，一下班就回家读佛经，抄古碑。其实，鲁迅的省吃俭用有一个暗中计划，攒钱买房。
最终在1919年，他买下了八道湾11号住宅，把三代11口人全部接过来一起住。这次买房一共花了4000元左右，其中1000元是卖了绍兴老宅的钱，另外又向朋友借了800块，加上自己的一部分积蓄，才勉强拿了下来。
幸好这时候周作人在北大当教授，月薪也有240块，兄弟俩一起承担，鲁迅的压力，算是小了一点。但鲁迅没有想到，大家庭的开销，远比想象中的要大，大人小孩隔三差五就生病，一生病就请日本医生。
另一边，1920年以后，军阀混战。教育部经费被削减的很厉害，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甚至有的月份一分钱拿不到。查看这段时期的日记，可以看到鲁迅四处借钱，或去教育部讨薪水的身影。
1926年七月。他还写了篇关于发薪的文章，统计下来，教育部一共欠他9240元。为此，他自嘲是个“精神上的财主”。要说明的是，虽然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起，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鲁迅就登上了文坛，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写作是没有稿费的。
改版后的《新青年》是一本同人杂志，说白了就是一个兴趣社团，大家都是为爱发电。从1918年到1922年，鲁迅写出了后来收进巜呐喊》《坟》《热风》里的大部分作品，但都没有关于稿费的记载，但这一点也不含糊。鲁迅写作的热情，因为和新青年的理念合拍，他反而写出了最好的一批作品，这就是有一份主业收入的底气和自由。
他可以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考虑卖钱，而不是为了卖钱而写文章。鲁迅对这种表达自由的捍卫，即便在晚年完全靠写作谋生的情况，也没有做出多少让步。而鲁迅前期的无偿写作，也得到了迟来的回报。1922年以后，随着市场变化，稿酬，版税，引起了重视。鲁迅这种大作家，稿费自然按顶格给，千字可以得到1到3块钱。
另一方面，小说集《呐喊》在1923年一出版，就成为了畅销书，从此一直到1939年，重印24次，保守累计销量十万册以上。鲁迅能达到高达25%的版税，从此有了税后收入。
不过，按照鲁迅的讲法，能够给出优厚稿费的“好主顾”并不常有。办税方面，总账看着不少，但每个月到手的就不多了，何况还有出版商的瞒报克扣。也就是说，教育部经常拖着死工资，不能指望。稿费和版税，此时也还没有构成收入的主力。
他说，自己养家糊口，靠的是“另外骗来”。其实就是给学校兼课程。从1920年到1926年，鲁迅一共在八所学校讲课，有大学，有中学，平均每天都有课要上，这样综合起来，每个月能赚到70块左右。整天围着钱转，鲁迅的写作计划也就被耽搁了。
有人说，穷苦出文学，鲁迅用亲身经历说，“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他讽刺道，“一心寻面包，尚且来不及，哪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就是拉车的，也得先把车放下才能写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厦门大学开出了400块的月薪，请他过去当教授，他心动了。再结合其他的现实问题考虑，鲁迅决定扔掉公务员这只铁饭碗，接下聘书。鲁迅真正想做的不是继续当一个拿工资的打工人，而是当一个自力更生的自由撰稿人。所以，不管是在厦大的短短四个月，还是之后，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八九个月，鲁迅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拉车讨生活的。
两只手握着车把，腾不出手专心写作。所以1927年到上海之后，鲁迅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个B班，老子再也不上了！！！”应该说，这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机，这时候鲁迅吃过亏，上过当，财产下去了，但财商上来了。赚钱的思路一打开，钞票自然就来了。
他看到一个市场行情，就是，短篇作品发表快，稿费结算周期短，所以他就多做短篇小说，一夜能写三四篇短文。所以这时期鲁迅的创作数量，都比以往要多很多。鲁迅大部分作品都是交给北新书局出版，店老板李小峰搞畅销书营销很有一套。1924年，北新版《呐喊》和1933年的《两地书》，都是现代出版史上的经典营销案例。
鲁迅一直很信任李小峰，但现在要自负盈亏，只能“认钱不认人”。一对账发现版税少很多。后来，经过友好协商，李小峰承诺把拖欠的版税按月偿还。这种事在以前最多刺激鲁迅写一篇杂文，但现在却刺激他成为一个维权先锋，他决定以后每本书，都要盖一个印花票，才能出售。
这样一来，他既能防盗版，也能防止出版商瞒报印数，这种做法是鲁迅普及开来的。在维护权益这件事上呢，鲁迅不怕麻烦，经常用一下午的时间，一本本书盖印花票，并且盖的非常端正。
鲁迅并没有因为这个不愉快就跟北新书局绝交，他还继续和北京合作，鲁迅玩了把心理战，他料定这么做，北新书局卖书只会更卖力。鲁迅明白这个基本的商业逻辑，生意场上利益之上，有时候需要认钱不认人，有时候需要对事不对人。
但同时他也把一部分书分到合众书店，联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社发行。书商竞争，鲁迅得利，鲁迅也开始策划商业图书的出版。1933年，他把自己和爱人许广平的通信整理出版，名为两地书，经过北新书局的营销，成为了当年超级畅销书。
这一套操作下来，不得不感叹，就是不写作，鲁迅也会是一个成功的出版策划人。写作上的勤奋和商业上的精明，让鲁迅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这种精明，反过来也让鲁迅对世事更加洞明，写出更深刻的文章，
在成为小富翁之后，他有一个体会，从穷到有钱的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变为人道主义，因为自己穷过就会替穷人着想。另一种是变为个人主义，自私冷酷，觉得什么都是自己挣来的。
鲁迅认为，这个社会多的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而要帮穷人也富起来的人道主义者，往往是不受政治家欢迎的，因为容易引起社会动乱。鲁迅想方设法挣钱，就是为了有底气做这种不受欢迎的人。
1936年，他就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为了反对政府，我是准备好了钱才干的啊，就是受到迫害，什么都做不了，也有饭吃。
事实表明，鲁迅是有长远眼光的，后来有一阵子，他的书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失去了收入，自己也被通缉好几次，在外面东躲西藏。没准备好钱呢，是支撑不下来了。
所以我们去复盘鲁迅搞钱的这么一大段经历，给我们普通人的启示有这么两条：
第一，想搞钱先自我投资。鲁迅有34年的时间是零稿酬写作，现在看就是这么一种投资策略，写出了名气，稿子就好卖，并且稿费是开到最高的。后来他把相当一部分赚的钱花在买书上，更是一种坚持不懈的自我投资。
第二，搞钱不能心急，但要手脚勤快。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天下并没有那么多快钱可挣。鲁迅大半辈子都是靠腿快挣钱，在北京跑各个学校讲课，后来从北京跑到厦门，跑到广州，再跑到上海，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撸起袖子加油干。
自我投资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手脚勤快是为了给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卖个好价钱。做到这两点，财务自由不一定实现，但起码可以让你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认知世界，得到一点精神上的自由，更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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