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今天不是要去一个地点，而是要进入一个精神状态，一个精神空间：中年危机。
无论如何，中年危机终究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人生阶段。毕竟，漫长的时间总会让人精神倦怠，如以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所言：“慵懒是身体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既催促人再一次质问意义，同时也束缚着行动力。因此，这种恼人的状态终归需要去克服。
本期艳遇，许知远找到了他年轻时阅读过的托尼·朱特，并且在朱特那里寻找到了应对之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以此来打开新的生活。
《美国丽人》剧照
【邂逅之音：伏尔塔瓦河】
凡是我们跳广场舞的地方，他们都有古典音乐的演奏
我一听这首《伏尔塔瓦河》，就想起了那年我和朋友开车从捷克的布拉格出发——那天我喝了很多捷克当地的啤酒——我们沿着伏尔塔瓦河，往斯洛伐克的首府，一个特别难记的名字，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 ）开去。其中有一段路程，我们一直沿着河开，一路上，我们就听着斯美塔那的这首《伏尔塔瓦河》。
捷克人的音乐才能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在他们的教堂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街角上，我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演出——好像莫扎特、贝多芬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凡是我们跳广场舞的地方，他们都有古典音乐的演奏。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喜欢的还是他们自己的作曲家，比如他们的德沃夏克，还有一些，可我现在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来了——这印证了我自己的中年危机提前到来，记忆力开始衰退。
流经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
当然还有他们的斯美塔那，我很喜欢捷克作曲家的那种抒情。捷克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她处在奥匈帝国的边缘、权力的边缘，而帝国的中心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所以她时刻能够感觉到来自中心的压迫。因此他们想要逃避，想要反抗，这便催生出强烈的抒情——凡是这种弱小的国家，其音乐都有一种强烈的抒情性。我之前去亚美尼亚，那个国家给我的感受同样如此。他们有种乐器叫 duduk，一吹出来，一片哀伤就弥漫在空气之中，你就能想象出亚美尼亚人多少年来被迫流亡的命运和期间的悲欢离合。捷克的作曲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触，所以我一路上都在听着斯美塔那。
贝德里赫·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
对我来说，这首曲子就像中欧给我的很多印象一样，我觉得他们面临着很多历史的创伤，因此他们必须创造一个特别强大和无处不在的精神空间，才能对抗自己在地理上和现实上的失败感。
【邂逅之人：托尼·朱特】
随着对他的阅读，他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想到这个曲子，是因为今天我要分享的书名为《记忆小屋》，作者是英国学者托尼·朱特，他可能是过去十年来我最钟爱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的影响好像还没有怎么改造我的写作。
他的《战后欧洲史》，是我过去十多年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本历史书——不仅有高超的叙事能力，而且有很强的道德介入和道德责任感。他可能也是过去十多年里，最“精彩”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尽管“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名字，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被特别地妖魔化——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非常反智的年代——但是托尼·朱特一直捍卫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面对更广阔的世界，面对政治和道德危机，他勇于去评论，去介入，去反抗。他身上充满了这样一种有斗志的精神，而且同时又兼具一个历史学者广阔的知识结构，以及一个作家式的语言方式。2010 年，他因为一种特别的疾病，导致身体的肌肉不断萎缩，最终去世了。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
我最早看他的作品还是在维也纳的时候，在一家名叫“莎士比亚”的书店里（当然，不是巴黎的那家莎士比亚书店），书店里卖得都是英文书。我第一次买了他的书，应该是在 2009 年，距离柏林墙倒塌 20 年的时候。那时，我在整个欧洲旅行，去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也去了维也纳——沿着的就是那条冷战的线。我也去了柏林，看到了柏林墙的庆祝仪式。那次旅行途中，我在维也纳的莎士比亚书店里买到了他的一本书，书的内容关于加缪、霍布斯鲍姆，同时也评论了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我当时也读不太懂，但是这本书一下子就把我触动了。在对欧洲的书写上，他可以把当代的感觉和历史的材料结合得如此之好，让我一下子就迷上了他。后来我找他的各种书来看，随着对他的阅读，他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 译
三辉图书/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
可是突然，在 2010 年，他离去了，我为此而感受到很深切的悲伤。我再也看不到他的新文章和新书了，但他的旧书、旧文章经常还是会在我觉得气馁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对我是一个慰藉。可能唯一的遗憾是，如果当时我能够去纽约大学找他，去访问他，那一定是一个美妙的过程，毕竟，他是个既严肃又非常有幽默感的人。
病中的托尼·朱特
我推荐他的每一本书给听众，他的中文版基本上都由三辉图书出版，这是一套非常了不起的丛书。希望将来我有时间能好好写一写托尼·朱特对我的持续性影响。我觉得他对我最深的影响之一就是来自于他将东欧的战后历史融入到整个战后欧洲史之中的方式；同时，也把东欧的精神，把东欧的作家、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特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勇气代入了欧洲史的理解之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个人触动最大的部分。
【邂逅之书：记忆小屋】
面临中年危机，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今天我读的他的这篇小文章是一篇很有幽默感，但又非常有深度的短回忆，出自他的回忆录《记忆小屋》。这本《记忆小屋》写就于他重病以后。那时他已经不能再写作了，所以只能通过口述来回忆他的一生：他小时候怎么坐火车，少年时对性解放的态度，然后长大之后，包括他成为教授之后，怎么娶了他的女学生。非常真实动人，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光辉，诙谐，脆弱，但同时又非常坚强，充满了各种人性的温暖。
《记忆小屋》
托尼·朱特 著
何静芝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出版
我之所以读这个，是在给自己鼓劲。因为所有人在人生 40 岁左右的时候，都遇到某种——其实不一定叫中年危机了，但是都会遇到一个需要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去寻找自己的新的活力的时刻。
我很喜欢他讲中年危机的部分。很多人中年危机的时候，换个太太，换辆车，或者是换个房子等等，但是他的方式却是去学一门新的语言，一门语言就会通往一个特殊的世界，来重新激活他之前的各种想象力，甚至沉睡的情感，所以他去学捷克语了。我最近在学日语，我说学日语这话都说了一两年了，但什么都没学，50 音图还没背下来呢，一想到这个我的内心就一片焦灼。所以今天我读完他的文章之后，我准备再把我的黄皮教材塞到书包里，争取先把 50 音图背下来，我也希望这门语言能使我通向另一种可能的、新的人生。
【旅途荐文：中年危机】
天地之大，而我窥见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来读这本文集中的一篇，契合我此刻的心态:《中年危机》。
别的男人会换个妻子，有些则换辆车，甚或更换性别。中年危机本来就是要借由一些异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当然，“异样”是相对而言的：中年危机之苦，引发的行为常彼此相似——否则便不是中年危机了。不过我的中年危机真有些不同。我处于恰当的年龄、恰当的阶段（与第二任太太正在闹离婚），经历着中年常有的各种不确定：追问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不过我采用了自己的方式。我去学捷克语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牛津大学教政治。有工作保障，有职业责任，还有个环境良好的家庭。婚姻美满自是不敢想的，不过我已习惯了不美满。问题是学术上我不再投入了。那段时间的法国史落到了不知所谓的坏人手里：社会史提出所谓“向文化转向”，出现了动辄“后”某某主义的潮流。新创设的“亚学科”迫使我没完没了地读些面向所谓学术精英的艰深冗长的文本，且这些学科信徒势力越来越大。我感到了厌倦。
1981 年 4 月 24 日那天，《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杂志刊载了一封化名为“法兹拉夫·拉采克”（ Václav Racek ）的捷克不同政见者的来信，信中他礼貌地反驳了 E. P. 汤普森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这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东西方对“冷战”及“冷战”后果负有相同的责任。自然，“拉采克”提出，共产主义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吧？汤普森对此报以一通傲慢而轻蔑的长篇大论，说这个捷克不同政见者对自由的“天真”理想与自己为“英国自由所做的辩护”虽然同样可贵，但考虑到这个“拉采克”如此单纯必受了误导，所以“不难理解为何一个捷克知识分子会这样去想”。
“伟大”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在反核武器集会上，他著有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被汤普森的傲慢激怒了，并写信做了如是表达。我的介入——以及所表现出的同情——令我有幸得以赴伦敦会见因 1968 年事件流亡的扬·卡万。我们见面时，卡万正坐立难安。他在泰晤士电视台的访谈中因话到兴头而失口，他担心会因此而暴露捷克地下党成员的信息。他问我是否能去叫停这档节目的播出。
卡万竟以为，区区一介牛津大学的小讲师能有这等影响力，我简直受宠若惊。明知希望不大，我还是径直去了演播室。节目编导恭敬地听完了我的话；很快发觉我其实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清楚地下党运动，甚至对卡万是何许人也不很清楚；算准我就连在自己这一行业内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便礼貌地把我扔出去了。
第二天晚间，节目照常播出。据我所知它并未殃及任何人，然而扬·卡万的声望却受到了严重打击：许多年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捷克共和时代，扬·卡万的政治对手指控他勾结老牌帝国时，泰晤士台的这段访谈也成了立论的证据。
扬·卡万（ Jan Kavan ），前捷克副总理、外交部长
晚上回到牛津，愧于没能帮上忙，也羞于自己地方主义的狭隘无知，我做了一个虽不起眼但多少自成深远影响的决定：去学捷克语。我对泰晤士电视台的无视无所谓：无足轻重倒不令我烦恼。然而既被人看轻又被认为孤陋寡闻，这令我受不了。平生第一次，我发觉自己居然在大谈一个连其语言都不懂的地方的问题。我明白这对政治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这正是我不当政治学家的原因。
于是，我在 80 年代初开始了一门新语言的学习。我买来了《自学捷克语》教程，利用“太太 2 号”漫长（且越来越令我欢喜）的外出时间，每晚花两小时自学。该书采用老派教学法，因此令人感到亲切。它针对斯拉夫语系的复杂动、名词变化，着重大量语法教学，穿插词汇、翻译、发音、特殊变化等练习。简单说来，这正是我当年学德语的方式。
学了几个月的初级课程后，我打算突破独立自学的限制，因此决定去接受正规指导。彼时的牛津大学提供一流的语言教学，能学到各种听说过与没听说过的语言，于是我便适时报名参加了初/中级捷克语班。我记得，班上连我只有两个人；我的同学是一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前辈的太太，她自己就是个颇具天赋的语言学家。为赶上她，我颇费了番功夫。
到了 80 年代后期，我对捷克语的被动运用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我在此必须强调，是被动运用：我很少在视听实验室外听到它，捷克也只去过不多的几次，且已经认识到，在中年早期，一个人要掌握一门陌生语言是相当慢的。但是我很擅长阅读。我读的第一本捷克语书是卡雷尔·恰佩克的《与 T. G. 马里萨克对话》（ Hovorys T.G.Masarykem，英文书名为Conversations with Thomas Masaryk），该书收录了大量该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与第一任总统之间的谈话和交流。读罢恰佩克，我又读了哈维尔，并且开始写他。
卡雷尔·恰佩克，捷克著名的剧作家和科幻文学家、童话寓言家
我还因为学捷克语而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由罗杰·斯克拉顿为帮助被捷克大学开除或拒收的学生协办讲座而组织的书籍走私小队，从 1985 年到 1986 年，我一直在其中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我在私人寓所中，面对满屋专注的年轻人授课。这些人渴望辩论，且不受学术声望和流派的桎梏，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我用英语讲课（虽然老一辈教授更爱用德语），只有在便衣警察故作轻松地问我一些很容易就被识破意图的问题时，我才勉强算是用了些捷克语。这些便衣总是守在不同政见者家楼外的路灯下，向每个进入大楼的人询问时间，以鉴别他们是不是外国人。
那时的布拉格是一个灰色而忧郁的地方。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以共产主义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已经发展得很好（仅次于匈牙利），但仍显得刻板而消沉。任何在那些年里目睹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人，都不可能继续对日渐腐败的社会中的这一已然死去的信条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我却被卷入热切与兴奋的旋涡之中一再前往，每次返回牛津时，都因获得了新的想法而振奋、激动。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我开始教授东欧历史，并——诚惶诚恐地——书写它。其实，东欧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它非正式的地下反抗力量。我阅读、讨论瓦茨拉夫·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雅努什·济什等人及他们朋友的书，并（最终）会见了他们。我由此找回了对政治的热情，且无论是为了学术研究还是从个人爱好出发，都重拾了对一个 60 年代末以降少有人了解，至少我不了解的紧要事件的兴趣；而这一事件，就我的记忆而言，正是那 10 年间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或许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我对中欧与东欧的深入，的确帮助我找回了生活。
回到牛津后，我频频拜访来自中欧、东欧的专家和流亡者。我主办了帮助苏联流亡知识分子安家的项目。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或普通人对欧洲这一既少人问津又无端缺乏研究的地区有兴趣时，我甚至会帮助他们建立各自的事业。离校赴纽约后，我又在宽松得多的资金条件下，将这件事坚持了下去。
通过波兰这个国家，以及我的新朋友中那些身处波兰或流亡在外的人，我与我自己的东欧犹太血统建立起了联系。这之中最大的收获，也是让我一直感到惭愧的，便是发觉了一个我曾一无所知的、丰富而诱人的文学世界：即便是最好的英国教育也存在狭隘之处，无疑，我的无知与之不无关系，但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责任。
换言之，学习捷克语使我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学者、不一样的历史学家以及一个不一样的人。假设我当时学的——比如说——是波兰语，改变是否也如此巨大呢？我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捷克语只是斯拉夫语系中小小的一个分支（正如我的俄国同事们后来对波兰语的看法一样），学习捷克语，于他们而言就好比莫名其妙去精修——比如——威尔士国史一样。我则不以为然：那种波兰（或俄国）所特有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我要全力避开的，我更看好的，是捷克文化所特有的疑问、不确信以及它充满怀疑的自嘲。这些特质我已通过对犹太作家的了解而悉知。比如最突出的：卡夫卡——而他同时也是个一流的捷克作家。
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便不会于 1989 年 11 月置身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从阳台上亲眼看到哈维尔荣登总统之席。我不会坐在布达佩斯的葛莱特宾馆，聆听雅努什·济什讲述他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以社会民主主义重振匈牙利的计划——这个对当地来说最为美好的愿景，即便在当时看来也是难以实现的。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几年后的我不会出现在北特兰西法尼亚的马拉穆列什地区，为撰写一篇关于罗马尼亚后共产主义时期遗留问题的论文搜集资料。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
最重要的是，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也不可能把自己从 1945 年以降目睹的欧洲史写成《战后欧洲史》一书。无论有何种不足，我在这本书里将一分为二的欧洲整合为一的决心至少是可贵的。从《战后欧洲史》可以看出，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志在成为一名全面的欧洲史学家，而不愿追随法国史学潮流只做个精准无误的评论家。我对捷克的猎奇既没有替我赢得一位新太太（直至后来才作为间接原因促成了我的另一段婚姻），也没有赐予我一辆新车，然而我这个中年危机，大约是所有中年危机里最好的一种。它根治了我身上后现代学院派方法论至上的毛病。不管怎样，它也在客观上使我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共知识分子。天地之大，比西方哲学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出很多，而我窥见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这一刻姗姗来迟。
《战后欧洲史》
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等 译 / 王晨 校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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