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再选择

【位置决定命运】

人类无法选择先天的禀赋，就像一颗种子不能选择自己的基因和种属一样。但人们可以选择城市，犹如蒲公英可以选择落地的土壤——同样的种子、在肥沃的土壤、温润的季候风中结出的果实和在贫瘠的土地上结出的果实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纠结职业的选择，困惑资产的选择，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对城市的选择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财富。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以及福祉。

【城市再选择】

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盈余增长了10倍。在美国城市人口比重从1800年的6%上涨到1950年的60%多，用了15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8倍。在我们国家，从村镇走向城市的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到1996年的30%，再到现在的60%，仅用了近7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了20倍。

1990年全球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全球千万级别人口城市只有10座。2019年全球人均GDP接近1.1万美元，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变成了28座。在过去大约30年的时间跨度里，世界的人口都在向大城市聚集。

2020年中国即将进入万元美金社会。世界上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在“万元美金”节点上，都经历了一次人口对城市的“再选择”——从小城市汇聚到大城市。

【聚集仍是趋势】

中国当前的大城市聚集程度还很有限。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考虑了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规模和距离附件大城市的通勤距离后，2006年世界平均的人口聚集程度是52,。其中美国是72.3，日本是92.9，韩国是89.6，英国是84.7。与之相比，中国36.2的人口聚集水平，则和刚果、几内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接近。即使是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最多的前30位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才达到25%，远远低于同期美国46%的比例。

而从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城市经济密度）来看，即使是我国当前的北上广深，经济密度也仅为2亿到3亿美元/平方公里，在新加坡、首尔，这一指标是5亿美元，东京为7亿美元，纽约接近10亿美元。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在单位面积上的高经济产出，均由人口规模支撑。

聚集仍然是中国城市人口的发展趋势。

【大城市的规模“溢价”】

2019年中国城市中，除了北上广深、成都、杭州外，东南沿海以及长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口流入。这个选择的背后是清晰可见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杠杆。这些城市里隐藏 着财富的规模“溢价”。

城市规模带来的杠杆之一：“知识外溢效应”——人口越聚集，我们越有机会和更有经验的人在一起，向更优秀的人学习。大城市支付给我们的高薪酬，不是因为房价和生活成本更高，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本成长更快。“知识外溢”体现在薪资上，如北京西二旗的一些互联网从业者，过去几年里，每1.5年升一级，越来越丰富的技术与经验和每次升级给他带来了20%的薪酬涨幅。“知识外溢”也体现在创新上，2019年的《燃点》电影，追踪了14个创业公司创始人的故事，其中除了锤子科技和51信用卡总部分别在成都和杭州外，剩下12家公司总部全部位于北京。2019年，69%的初创明星企业集中在3000万人口量级的北上广深四个城市。

城市规模还拥有一种魔力——巨大的市场容纳度可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专业化溢价”。2019年，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上海市，密布着3.2万家餐饮门店，数量和密度都是全国之最。北上广深的餐饮门店总量更达到11.2万家。这四个城市的餐饮业承载了700万人的就业，占了全国餐饮业就业人口的23%。也就是说，北上广深四城，以全国1/14的人口，吸纳了全国餐饮业将近1/4的就业。有人算过一笔账：在陆家嘴工作的一位职场人士，平均每天工作13个小时的自己月薪4万，意味着时薪是154元。作为一个喜欢毛血旺的成都男人，自己亲自做一顿毛血旺成本近500元（包括2小时的时间成本，材料成本等）。所以，外卖比自己做饭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更低。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城市规模的专业化溢价。

【2019的新趋势——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

工业文明以来，当大城市的规模达到一定量级后，城市的地价就跟着上涨，这是工厂大多会往外搬迁。企业考虑选址时，有三个重要因素：成本、劳动力和只是外溢。这时候，生长在大城市的周边小城镇就显出了优势。

2017年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在迁出的企业中，中兴通讯选择了广东省河源市，碧雅丽选择了汕尾市，华为选择了东莞。这背后都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又如北京的制造业大批外迁至合并，上海的制造业转移到浙江、江苏。一方面能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能坐拥大城市带来的人力资本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