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古往今来，有很多仁人志士都选择了舍生取义。然而在今天这个快餐时代，却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义”？在我看来，不论是乡野隐士，还是官场政客，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实践着“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离丧与自由并存、放纵与傲气共生，靡乱而浪漫、华丽且张扬的时代！陶潜便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可是他看淡了世俗名利，厌倦了官场黑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新月派代表诗人林徽因也曾说：“真正的宁静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在内心修篱种菊。即使如流往事，涛声依旧，放下执念，便可寂静安然。”陶渊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慕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何尝不是一种义？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唯有谪仙人。大唐的盛世浮华从指尖流过，唯有李白那不朽的诗魂依旧傲然伫立于历史的浩渺烟波之上。他满腹才情，有的是报国志，想的是黎民苦，可惜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屈居后宫，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的淫词艳曲，怎能甘心？于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纵然帝王调羹、贵妃研磨、力士脱靴，也无法阻挡他的脚步，执意去寻找得以安放白鹿的青崖。既是不愿便放手，这种敢于追寻自由的洒脱，又如何不是一种义？
宋朝是吹遍了媚骨的风，处处浸肆着奢靡的气息。文人雅士吟风弄月，花间诉相思，柳边哀离别，婉转缠绵，而苏轼却是这其中的异数，开豪放之先声，将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诚如张载所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苏轼的一生便是如此，宦海沉浮数十载，纵然尘满面，鬓如霜，依旧初心不改，想着“何日遣冯唐”。“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又怎能不是一种义？
“义”并非只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也不一定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它更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就如儒家经典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是各人各扫门前雪的冷漠，而是对自我价值的清楚认知。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政客泼痞，抑或是隐士乡绅，都可以以其独有的方式去实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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