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酷吏政治”，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可能以为离自己很远，一旦亲身经历，恐怕没有不刻骨铭心的。刑讯逼供历来为正直人士所唾弃，“刑讯之下，能忍都不吐实，不能忍者吐不实”。然而，“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当一个人被折磨到生不如死、心理防线完全崩溃的境地时，便很有可能按照司法工作人员的明示或者暗示“完成”其口供，甚至于被刑讯者因为不能忍受惨无人道的折磨，陷入精神异常状态，不仅按照刑讯者的要求全部供认，还会无中生有，故意加重、杜撰犯罪情节，以求从这种折磨和痛苦中尽快解脱出来。拿到口供后，酷吏们会按照当权者的意志进行处治，这件打击异己的工具实在太好用了！把这一手段发挥到极至的首推张汤。此公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是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之一，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排名第四。我细读张汤的人生，发现有以下四个特点，绝对可以排名第一：
一、弄权。太史公司马迁，这样记载酷吏张汤执法。汉武帝元朔三年，中大夫张汤出任廷尉（其权力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公安部长）。张汤善于玩弄权术对付政敌，审判案件的手法是：如果皇帝想加罪处罚的人，他就按排执法严苛的监、史（官制名）来办理；如果皇帝想要从宽处理的人，他就安排执法宽大的监、史审理；因此武帝对他非常满意。同为位列九卿的汲黯多次怒骂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天下人都说绝不能让刀笔之吏身居公卿之位，果真如此。如果非依张汤之法行事不可，必令天下人恐惧得双足并拢站立而不敢迈步，眼睛也不敢正视了！）如此看来，他的地位最高，并不按照执法者的公心来执法，是汉武帝的一条恶犬，让他咬谁就咬谁。
二、心狠。在张汤是“酷吏政治”的始作俑者，在他的操办下，恢复了汉景帝时已经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人无数。西汉也由此进入了酷吏统治的恐怖时代。张汤与赵禹还增设“见知故纵法”（见知有人犯法而不举报，即是故意纵容）、监临部主法（所监临部属有罪应连坐），缓深故之罪（即官吏因苛刻深求，犯了故意制造理由逮捕、诬谄他人的罪行，全部从宽从缓处理）、急纵出之诛（就是官吏如释免罪人，也可怀疑他是故意放出，可判有罪）。张汤主持修定了汉律，巧立名目，制造出律令359章，大辟（斩首等酷刑）409条1882事，还有死罪决事比13472事。这些既繁且苛的法律条文，塞得满屋满架，多得连执法官吏也无法看完一遍。办案时随便杀人，审讯时，随便用刑。刑场之上，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淮南王刘安谋反案杀2万。衡山王刘赐谋反案再杀2万。
三、诡诈。张汤创造性地发明了腹诽法，其的实质是：皇帝可以任意加罪臣僚，政府可以任意处罚百姓。元狩四年(前119年)政府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白金”(银与锡的合金) ，一种是“皮币”（制造皮币的原料是皇家上林苑中白鹿之皮，一张皮币规定值钱四十万）。实际上是汉武帝掠夺百姓、官僚、豪族财富的一种手段。白金用于流通，发行一两年就废止了。皮币面值过大，不适于流通实际上成为王侯宗室使用的一种礼币。皮币造好后，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反对制造这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货币，皮币是武帝和张汤设计制造的，武帝本希望得到颜异的支持，如今却遭到反对，于是怀恨在心。元狩六年（前117年），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武帝便派张汤受理此案，其杀机毕现。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隙，他秉承武帝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可惜没有相关证据。后有一卧底报告，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动）。张汤如获至宝，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报告，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 ，于是处以死刑。想要谁的命，罗织罪名，实在没有就创造罪名也要弄死他。我们要记住，“腹诽”之罪始创张汤，其诡诈之心鬼神莫测。“腹诽之法”拿公卿开刀，因而对官场风气产生导向作用，酷吏政治的苛刻已到了极至，谏诤之路堵绝，武帝愈加刚愎自用，民怨沸腾。以后，只要看人表情就可以指为“诽谤”，这就为诬告、陷害大开方便之门。定罪的现象在政坛上代代相续，流毒无穷，以后统治者跟风效仿，在政坛上流毒无穷，造成无数冤案。
四、廉洁。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诬陷。酷吏陷害酷吏，张汤经过抗争，发现武帝一定要他死，自知必死，写下遗书后自尽。据《史记•张汤列传》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汉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一般来说，酷吏就是做官的豪强，豪强就是不做官的酷吏。当初汉武帝任用酷吏是为了抑制豪强，但是物极必反，自从张汤之后，就是这个唯一廉洁的酷吏，将汉武帝时代的苛政自上而下，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政治一步步走向黑暗，由此可见，他是酷吏中的酷吏。
司马迁与张汤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记载没有什么演义成份，基本上是可靠的。公元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在建设长安校区时，发掘张汤的墓葬。在西汉有厚葬的习俗，但张汤墓例外，墓中随葬物品多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与《史记》的描述相吻合。一个2000多年前的执法者在当代一个培养执法者的“摇篮”被发掘，是时空中冥冥注定，还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呢？人们甚为惊奇，立碑“张汤墓发掘纪念碑”，可见不是纪念他本人的。可能是对当代贪腐横行的担忧，感念张汤的廉洁，作“廉亭”，以示哀荣。张汤作为一个历史符号，是也？非也？无论如何永远存活在民族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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