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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第5章，第6章
因为自身经济陷入衰退，作为中国生丝主要进口国的美国和法国开始缩减进口量。 1929 年，中国对美国的生丝出口从 23202 担下降到 4769 担，降幅为 80% ，对法国的出口从 23874 担下降到 8709 担，降幅为 64% 。
致命的是这时中国缫丝企业失去了与使用金本位货币国家打交道时曾经拥有的汇率优势。英国于 1931 年 9 月放弃金本位，中国货币对英镑的汇率大幅上升。中国与欧洲的生丝贸易以英镑结算，因此欧洲市场上中国丝价随之上升。
日本政府还极力把生丝产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1931 年，政府统一了从张种制造到生丝出口的全部养蚕过程， 1932 年又制订了缫丝许可法，由此日本政府实现了对生丝价格和质量的全面控制。除了日元贬值，这些政策也使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得到改善。
丝厂主对丝价持续下滑始料未及，以致延误了出售存货。上海丝厂和丝盆数量在 1930 年春均达到了顶峰，仅当时上海就有 9 家丝厂开张。无锡也有 13 家丝厂开张。更糟的是， 1930 年长江三角洲下游蚕茧歉收大大提高了缫丝业的生产成本。丝价在下降，而蚕茧成本却正在上升。
上海许多坐落良好的丝厂被业主拆除。因为随着缫丝业获利越来越少，丝厂租金逐月下降，很多时候丝厂根本租不出去。业主们发现拆除工厂而建筑公寓、经营地产更为划算。
1932 年的春茧歉收和需求疲软对无锡的养蚕户来说是致命的。 6 月初，茧市刚刚开始，只有十家茧行营业。迫于无法储存新茧，蚕农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卖掉春茧。除改良种蚕茧的价格没有低于 25 元外，劣等土茧的价格仅为 10—20 元，比 1931 年的一半还低。 1932 年后蚕茧价格持续走低，养蚕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
丝厂经营者和养蚕专家都很关注中国蚕茧质量的低劣，他们指出，中国的蚕茧在缫丝过程中很容易被撕破。因为原材料的低劣，中国丝厂很难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出售。但是，城市企业无法控制农村养蚕业。企业家们希望政府推广养蚕改良，但要等好几年后，他们才能看见这种事情发生。
直到 1931 年夏，棉纺工业总的来说是繁荣的，但产业环境对其并不是十分有利。例如， 1930 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湖南和四川的军事对抗就干扰了棉纱的销售。此类干扰并不新鲜，但是自 1931 年后，军事冲突、自然灾害和日本侵略加剧了纱厂面临的困难局面。随着农村经济的凋敝，棉纱的销售急剧下降。
由于战争破坏了农村安全，导致资本从农村外逃向大城市，特别是流向上海，这是战争带来的间接但更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的资金短缺让本已危殆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由于白银流入城市，农村居民如果不支付溢价甚至很难获得银币。结果，农民购买棉纱等以银定价的商品就不得不支付额外的费用。棉纺织品的销售因此进一步下滑。
在这一波低潮的中期， 1934 年 7 月，中国政府提高了原棉进口税，同时却降低了棉布进口税。由于国内原棉价格本来就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化比较敏感，因此对政府的这一决定，纱厂主们感到震惊。他们强烈反对此次税改，认为这将摧毁中国的棉纺工业。政府却置纱厂主们的申请于不顾，拒绝回落棉花进口税。
很多纱厂在 1929—1930 年的短暂繁荣期扩大了产能，如申新和永安。纱厂经理压力非常大。拖欠短期贷款，使其很难继续经营，拖欠长期贷款的利息则又危及其产权。
4月 22 日，银行、钱庄和纱厂的代表们在市政府的安排下会面。银行代表否认是银行的借贷条款导致减工，坚称银行还在继续贷款给纱厂。他们还建议市政府应该担起拯救纱厂的责任。因为本次会议没能达成如何拯救纱厂的决议，最终，上海市长吴铁城建议纱厂代表去找中央政府。
因政府对纱厂资产的估价远远低于纱厂主的估价，厂主们怀疑政府意欲接管申新，故意低估纱厂的还贷能力。由于申新纱厂股东和其他纱厂主的强烈反对，加上财政部拒绝提供 300 万元用于政府接管申新，最终申新才没有被国有化。
虽然对银行的干涉不满，荣宗敬还是不得不努力改进企业以说服银行继续提供贷款。在荣德生和其子荣伟仁的领导下成立了改进委员会，以使工厂运营更为合理化。
对那些复兴希望渺茫的企业，银行则选择让其关闭并且取消抵押赎回权。但是由于纱厂资产贬值，银行这样做还是遭受损失。
纺织行业企图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以及缩减债务应对这种局面。政府干预的作用极为有限。政府对缫丝业的财政支持对工厂的继续运转来说不足敷用。政府不光拒绝了棉纺行业要求财政援助的请求，也未能成功说服银行接受企业的贷款申请。纺织行业的困难，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农村的农户和城市的金融机构上，而这只会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尽管他们试图避免损失，银行还是没能逃脱中国工、农业经济衰退的影响。由于提供给银行的抵押物贬值，银行陷入了危机漩涡之中，企业没钱赎回抵押物，不能按时归还贷款，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情况最为严重。
尽管跟工业产品价格相关的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看起来有利于工业，但由于农村需求萎缩，工业品价格也开始下降，使产业的进一步扩展变得不可能。面对这一暗淡前景，投资者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政府债券，而不是投向工业企业。他们还把钱投向上海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公司的股票。 1929 年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产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土地价格上涨，建设蓬勃发展，房地产周转迅速。中国银行将这种情形称之为“热狂”，这毫不夸张。
作为领头企业的亚洲房产公司的广告，说明吸引了整个城市的投机热。大标题“金贵、银贱、地产贱”下写道：“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正如这条广告所显示的，上海的地产投资很少是基于对房产的真正需求和对赚取租金的期望，而是基于对利率和白银价值的追求。
当农村地区遭受着现金和信贷短缺的时候，城市金融部门却目睹了房地产投机的热潮。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资金流通停止了，城市—农村信贷关系系统也就随之崩溃。这一崩溃对农村和城市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不罕见。不过，直到 1931 年，总有海外投资和海外华侨汇款等无形贸易冲抵贸易逆差。伴随着货币升值的世界性萧条，无形贸易的数量明显减少。
只要还有来自内地的资金补充白银外流的缺口，这些变化的重大意义——白银的净出口和其价格在国内外的差异——就不会被充分地意识到。白银外流的严重性迟至 1934 年夏天才被认识到，那时白银出口增加到了惊人的地步。
虽然银行开始减少以商品做抵押的短期贷款，但他们继续把大笔的资金投入房地产和政府债券。
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了银价突然和大规模上涨，这使得国际白银价格也随之骤然提高。这引起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且扰乱了中国经济的银本位制度。
1934 年 9 月之后，白银外流和中国元的不稳定导致了大量仓促的资金流动。鉴于白银的迅速外流，人们撤回了银行存款和储备的贵金属。由于大量出口，白银储量下降。面对白银储备迅速减少，外商银行开始限制、随后是拒绝签订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这种做法迫使中国银行针对未偿付的贷款，限制借贷数额，要求更多抵押，并拒绝延长贷款期限。在这样的金融气候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
宋子文的评论反映了房地产市场崩溃的严重性。公债代表一种制造之信用，其所得资金，若不用于生产之途，徒增消费之膨胀，物价之腾贵。地价代表一种制造之人气，使多数中间人，抬高价值，促进交易，竟取无生产性之利润，造成虚伪之繁荣，均非增加真实之资产。故一旦市面变动，其反动愈大，而影响于信用之收缩更烈。及信用收缩，于是人人收藏现金，而现金愈缺。……惟代表信用之资产一部分因价值减少，效用较弱，而日常交易，趋重现银，是以银拆奇高。……循是以往，信用愈缩，现金愈贵，现金愈缺，信用愈减，必致工商业成本愈重，物价愈落，购买力愈弱，工商业之衰败愈甚。
虽然通常钱庄自己的资金支持并不雄厚，但是他们常常充任外国和中国银行的短期借贷经纪人，从上述两种金融机构中取得短期贷款，然后再提供给商业和工业企业。但是，一旦借款人拖欠，钱庄就无力向债权人偿还欠款。
1935 年 6 月 1 日，上海钱业公会决定只为小额提款准备现金，并宣布三项原则：（ 1 ）只接受会员钱庄的兑票；（ 2 ）每笔提现控制在 500 元以内；（ 3 ）贷款额限制在抵押物价值的 60% 。预料到这一决定对上海经济的严重后果，孔祥熙恳求立法院长汪精卫提供 2500 万元的借款给三大政府银行，以支援钱庄。鉴于三大政府银行已为重振钱庄花光了资金，因此孔祥熙建议这笔钱临时从 1934 年的海关税中调拨，条件是钱业公会将予以担保。
显然，政府对经济已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金融危机是由银价上涨引起的，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只是小修小补。为了克服危机，政府必须要处理被证明是非常棘手的银本位问题。
当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加时，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信贷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但是又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制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尽管政府通过为困难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减轻了银行的危机，但是更根本是货币体系的问题。只要中国仍然坚持银本位，就摆脱不了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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