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2021年4月10日
通过以上考据，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宋代理学中“道体”是“道统”的精神内核。上古道统则是为“道体”提供一种历史见证，是一种虚伪的系谱，是所谓“托古故制”类。但“道体”与“道统”是宋代理学的真实信仰与基本预设，是他们关于人间世界的意义系统之所依托。
《孟子·尽心下》最后一章是“道统”说的原型，朱、陆二人对“道”已大行于三代深信不疑，虽然对“道体”的理解截然不同。
至此，对“道统”“道学”之辩起源已明。作者然后就《中庸序》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它的影响。以熊鉌在中的论述予以说明。此文《祀典议》完全据立说，但在文中说道“伏羲为道之祖”，又引《中庸》”祖述“（始于尧、舜），此歧义承自朱熹。与朱熹对”道体“的认识有关（以”太极“为”道体“），但他以”尧是出头出治第一圣人“明确解答此歧点（以“道体而言，他奉”伏羲为道之祖”，但以“治天下”言，尧才是建立“道统”的第一圣人）。
另外，在《送胡庭芳后序》中也有证据说明熊鉌掌握了朱熹关于“道统”与“道学”的划分。宋濂《孔子庙堂议》响应了熊氏“遵道有祠，为道统设也”。两人企图将朱熹的构想（上古“道统”约束后世“骄君”，借孔子“道学”提高士大夫政治地位）在国家祀典上表现出来，但却并未得到君权方面的积极回应，也是意料之中。
三：古文运动、新学与道学的形成
作者借宋初至神宗时代两例来展示儒学整体动向的历史背景。
第一例，宋初古人运动中道统意识的重建，如柳开、孙复、石介、欧阳修等，要求根据“尧、舜、三王治人之道”重新建造政治、文化秩序。
石介在《送刘先之序》中推重柳开的一段话以及刘开《上君时政表》所云，加之石介之评论！宋代儒学的动向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特质都已经露出端倪。
第二个例子是推行改革运动的王安石，从《宋史》以及王安石《虔州学记》中可见。
以上两例分别代表了北宋儒学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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