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二、孝宗晚年部署之一——周必大、留正、赵汝愚汝愚三相
附说一：朱熹“立朝四十日”辨
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附说三：灵芝寺与北关
三、孝宗晚年部署之二——擢用理学型士大夫
四、理学集团的布局——荐士与重整台谏
叶適在为施师点所写《铭》中有句话“淳熙末年，求治愈新”可代表对孝宗的最后看法。当年他就是参与孝宗“求治愈新”最积极的一位理学家，这句话具有直接为历史作证的性质。
叶適与真德秀的证词证明孝宗“除旧布新”这一历史阶段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孝宗晚年的革新部署首先表现在执政大臣的人选上面，依执政先后为周必大，留正，赵汝愚和王蔺四人，由孝宗亲定，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积极推动孝宗”求治愈新“的构想，第二深得理学家集团的信任。
在这里作者只对周必大晚年被重用的经过略加补充。楼钥《周公神道碑》叙除右相事最完备。孝宗要必大“擢用人才”是对官僚集团不满，他看重必大稳健温和作风，最适宜在领导新旧之交的过渡，擢其为左相，希望他能继续执政两三年。但始料未的是在光宗即位两个月便被“王党”除去。
在必大除右相时，孝宗安排留正为其副手，后又除正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并叮嘱太子信任留正。
留正执政通光宗一朝都在与姜特立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也就是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较量。孝宗“真宰相也”一语表明他站在了留正一边，与近幸为敌。对于在位期间信任近幸为特色的孝宗来说，是历史上的绝大讽刺。当然在姜特立扳倒周必大的斗争中，“周有甚党，却是王党盛耳”，表明了孝宗有镇压”王党“作用。在位信任近习，退位与理学家同一立场，差别之大远非权力世界以外的人能够想象得。
留正与理学集团的关系方面，他“擢用理学型士大夫”有“大承气汤”的气概。叶適在《沈公墓志铭》记载了沈有开进言事的一段事迹。有开转益多师，而留正推荐的人才多来自理学集团，故被职业官僚列入“伪学”籍中。留正因反对姜特立除浙东副总管，自乞罢相。朱熹与留正关系甚为亲密，两人论“党”的问题可谓推心置腹，朱熹在《与留丞相书》中提及“知名之士”与“诸贤”（理学家或理学型士大夫），“无一不聚于朝”了，也证明了作者的论点。
赵汝愚的执政是在孝宗退位后才部署完成。赵汝愚热心执行孝宗晚年的构想，网罗包括必大与朱熹在内的重要的理学集团成员。关于赵汝愚，作者将以《宋史》与《赵公墓志铭》为基础，参以其他记载，仅专论两方面的问题，即孝宗擢用他为执政的经过以及他和理学集团的关系。孝宗早知汝愚才能，许以他日“大用”。他内禅前“丞召”汝愚入朝，且光宗继位初便召见汝愚，自然是奉行孝宗旨意。汝愚是孝宗革新计划的执行人之一。陆九渊《年谱》可资考定。
李心传《朝野杂记》证实在绍熙四年汝愚同知枢密院事是出自孝宗的意思。但“察官”持“不用宗室为宰相”的“圣训”阻止这一任命。《宋史.赵汝愚传》中关于“察官”阻止一案说，汪义端攻势猛烈，指责汝愚“植党”，又将保持“缄默”的台谏给事舍都一网打尽。但光宗仅是降其调职，足见其党派背景明显。绍熙四年阻赵与淳熙十六年逐周政治形势已大不同。台谏、给舍此时基本掌握在理学集团手中，加之后来黄裳发挥“黜义端补郡”的威力，无不显示出孝宗幕后部署的颇费周章。
赵汝愚与理学家关系，作者仅指出其特色所在。汝愚继承了北宋儒学中治道的传统，又服膺南宋理学的“外王”理想，他对当世理学家有较多的敬意和亲切，与部分理学家甚有交情。在他扶持宁宗上帝位后便延揽大批理学家入中枢。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实现孝宗遗志的大好机会。他的热情与权位也使理学家集团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实现“得君行道”的机会，尤其是朱熹应召而来，更是为理学集团为之振奋。赵汝愚的主持全局和理学之士布满全局，激动了他“大更改”的抱负。但凭着朱熹敏锐的政治感觉，他知“大更改”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
在这里，作者对《朱子年谱考异》中有关六和塔纪事进行了考证。六和塔处有一官方驿站，名为“浙江亭”。朱熹奉召入都，最后一站是浙江亭驿馆。朝士在六和塔聚集欢迎他。至于“永嘉诸贤”并不单指永嘉人，作者考证至少包括陈傅良、刘光祖、彭龟年、章颖、黄度诸人，所以六和塔之会又是在朝理学集团的一次政治座谈会，当然最重要的是六和塔聚会反映了理学集团对赵汝愚的高度期待，也恰恰证实了他们有着“得君行道”的共同理想，有着“大更改”的共识。
朱熹入职的乐观情况有所回升，只有“彼方为几，我方为肉”的深忧。朱熹与宁宗的关系，《答蔡季通》中“上意颇相向”说明在开始时相当融洽。至于朱熹与陈傅良的同事关系，在“致君行道的大前提下，他愿意暂时搁置学术异同，在给蔡元定的答书中称赏傅良侍讲精勤，受人敬爱。孙自修记甲寅所闻，知朱熹对赵汝愚作主持的政局是有信心的。
朱习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仅四十天，被逐主要是因为宁宗受不了朱熹的言辞智责，事事过问，“急于致君”是根源。朱熹的政治生涯此时才告完全终结，但他的“致君行道”的理想不减分毫，在写给郑侨的一封信中充分表露了这一点。此时理学家集团已显露下风，但汝愚尚未失位，朱熹在六和塔“诸贤俱集”之时已有“彼方为几，我方为肉”的深忧，但仍旧抱有一丝希望，所以儒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亦显露无疑。“北关之集，风流云散，甚可叹也”（朱熹《与刘德修语》），北郭驿亭的聚会与六和塔之集恰成鲜明的对比，“风流云散”也恰好成为“道学散群”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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