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中，美国宪兵对伊拉克人实施了非人虐待——让囚犯赤身裸体地堆成金字塔的形状；把他们倒吊起来，头上蒙着女人的内裤；用狗皮带栓住囚犯，在地上拖拽；用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性侮辱，等等。照片曝光后，震惊了全世界。
这种不道德行为常常被说成是“几颗坏苹果”的罪行，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给出的报告中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提到，“社会心理学的发现表明，战争情况及关押囚犯的动力学系统本身便具有引发虐待的风险”。意思是说，战争条件下以及关押囚犯的情境本身更容易引发个体“恶”的行为，因此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
那么，这类事件到底是少数坏士兵的行为，还是这种情景下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们先来看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
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24名自愿报名的大学生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两组，模拟一个监狱情境。进入角色的学生们释放了难以置信的人性之恶，一度导致激烈冲突：“看守”以残酷的手段侮辱和虐待“囚犯”，而“囚犯”则进行了反抗。这一结果令实验策划者菲利普·津巴多本人也始料未及。原计划进行14天的实验，在第6天就被迫终止。
志愿者都是日常生活中爱好和平、为人友善的大学生，在扮演了狱警的角色后，做出了虐待行为（少数狱警没有虐待行为，但没有人质疑作恶者侮辱人格的行为），这告诉我们：
不要低估坏情境以及造成这种情境的体制的力量，它们能够粉碎最善良、最聪明的人的人格与教养。
就好像，如果一个苹果坏了，我们不能光把这个苹果捡出来扔了，还要看看放苹果的桶是不是一只会造烂苹果的桶，仅看这个桶还不够，还要往上追溯，看看坏桶制造者有没有问题。
2004年，津巴多作为专家证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中出庭，主张责任并不仅仅在于监狱看守个人，也在于监狱情境的强大压力。
菲利普 津巴多
好人与坏人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我们容易被环境影响，做出“角色”本身定义的事。
我们身处的“大背景”，我们身边的人、事、情境，小到家庭、学校、公司、任一小团体，大到宗教、种族、国家，我们的行为脱离不了这些大背景。系统的力量能够创造非常强有力的社会情境，进而影响到身处其中的人的行为。
如果对坏的系统和情境不加以觉察和鉴别，就有可能发生灾难性事件。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 在当地媒体和电台的煽动下，此后3个月里，先后约有80万至100万人惨死在胡图族士兵、民兵、平民的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之下，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消失，另外还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卢旺达大屠杀比德国人迫害犹太人的纳粹集中营更为凶残，可笑的是，卢旺达原本并没有种族之分，图西族和胡图族是比利时殖民者测量每个人的鼻梁宽度，随便找了些外貌特征来区分开来的，两个种族之前互为邻居、师生、夫妻，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胡图族普通民众也纷纷挥舞起砍刀砍向昨日的邻居朋友，且行事惨无人道。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卢旺达饭店
这也是系统的力量，它是控制群体与个人的、自上而下的力量，它既能创造好的社会情境，产生好作用，也能产生坏作用。对我们来说，要增加“系统视角”，提升自我觉察力和情境敏感度，通过系统方法（思维）来理解和解决问题。
还能做什么？
在澳大利亚，研究者重复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与之前类似，但是狱警没有表现出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暴力程度，只因为澳大利亚的研究遵从了他们的文化规范，每位被试都享有下午茶时间。
一个小小的举措就会改变（改善）情境，而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所以处在系统制造角色中的人承担更重的责任，使体制的力量能惩恶扬善，杜绝那些霸凌、虐待和暴力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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