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铳·步枪·驳壳枪（长篇小说连载之二十七）
第二十七章 四清运动终归被挨整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于是，1962年底至1963年初，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至1966年5月结束。
当时，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到农村基层，开展了“清工分、清帐目、清财产、清仓库”的“四清”运动，后来在农村中逐渐演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广大党员、团员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共高层有不同的看法，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尤以刘少奇为代表，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针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因此，对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
同时，中央和地方却有许多领导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所以阶级斗争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据公开资料分析，“四清运动”起源的时代背景主要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
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毛泽东就更加警觉了。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
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共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福生所在的富春县桐洲人民公社，是县委指定四清的试点公社，从总体情况来看，大部分大队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大队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由于公社领导和县委派来指导工作的林干事明确提出要贯彻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桐洲大队支部邵书记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林干事带领四清工作组，进入桐洲大队后，和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访贫问苦，和社员交心，宣传党的政策，社员们对这场运动非常拥护。
召开了社员大会，林干事阐明意义，明确目标，对干部群众提出要求，讲明四清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理阶级队伍划清阶级阵线。
经此鼓动，大队党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都投入了四清运动，揭发了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戴帽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被定期集中训话，让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让他们定期汇报，还让他们扫大街，对没有戴帽子的有问题的人也内部掌握，并通过发动群众培养了一大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随着运动在村里各生产小队的逐渐铺开，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
大队部的墙上用石灰水刷上了大标语：“四类分子永无出头之日！”，“将四清运动进行到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预示着轰轰烈烈的桐洲大队四清运动必将引向深入。
在运动中，没有阶级斗争，却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并不断有开始激化的事实，几乎每个生产小队都出现了打人、戴高帽、捆绑罚跪、脖子上挂牌游行等极端现象，严重影响了各生产小队的稳定。
各生产小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不少“四不清”的问题，第一生产小队有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队里鱼塘里的鱼，第四生产小队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偷吃了果园里的梨子。
于是，林干事就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365天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梨子，一年365天共吃了多少斤梨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低头认账。
桐洲大队发生的乱搞斗争，被斗被打的会计、出纳、生产队小队长就有7人，此外，乱搜查、乱扣帽子、乱立罚款等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搞得社员们人心慌慌，影响了社员出工出力，严重扰乱了各生产小队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造成了农业生产欠收的恶果。
第三生产小队后生葛建军联络了几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社员，公开向倪福生这个生产队长叫板，“第三生产小队账目不清，有经济问题，倪福生，你这个生产队小队长难咎其职。”
当时，经清查第三生产小队分配账、粮食账、副业收入账、种子调拨账等，发现确有手续不清等现象，经再审查和核实，小队出纳有经济问题，存在多吃多分多占，手脚不干净现象。
最后，在揪出涉贪的小队出纳后，斗志高昂的葛建军和几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社员，到社员家中鸣放辩论，要他们分清大事大非，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
葛建军等人慑于福生的威望，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喊出了要倪福生下台的口号而已，多数社员希望倪福生继续当他的生产队长，但对于出纳涉贪要作出检查。
福生在心底暗自发笑，“下什么台啊！不就一个小小的生产队小队长吗？他妈才多大的官啊！让老子下台，那不是抬举吗？这个小队长老子不当也罢。”
当然，生产队出纳涉贪，账目有问题，作为生产队长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在第三生产小队全体社员会上，倪福生作了深刻的检查，“生产队账目有问题，出纳涉贪，作为生产队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向社员们道歉，对不起！”
“生产队里出了经济问题，我再在队长这个位置上，已经不合适了，再说我年纪大了。”福生停顿片刻后继续道：“葛建军，场口中学毕业，是队里有文化的人，由他来担任生产队长，比我更适合。”福生以年纪大了为借口，提出不再当桐洲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了，大队支部邵书记同意了，并任命葛建军为桐洲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小队长。
大队支部邵书记，动员要求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将全大队所有成员都召集起来，包括地富反坏右都来了，学习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至此，四清运动更深入了。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林干事带领工作组，深入各生产小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还对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
1956年夏，陈员外死了，倪福生披麻戴孝给他送葬、倪福生旧社会开过杂货店、买卖过土地的情况，被反映到了四清工作队，引起了林干事的高度重视，他将这些线索如获至宝。
“四类分子”毕竟都是在册的，有名有姓有档案，比较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来，所以，对倪福生的材料，林干事极为重视，认为这里面有东西可挖。
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桐洲大队一个个生产小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就看自己的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度了。
于是林干事带队，通过桐洲大队基干民兵，不顾阿冬的极力阻扰，强行将福生反绑了，直接从家中带走，关押在大队会议室。
林干事亲自审问，要给福生一个下马威，就大声说：“倪福生，陈明标死了，他是个大地主，你为什么要替大地主送葬，还要给他披麻戴孝？”
福生是个硬汉，朝他白了白眼，意思没将那位林干事放在眼里，心想老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你小子怕还在穿开档裤吧！
“倪福生，我再问你，陈明标死了，你为什么要披麻戴孝？”林干事再次问道，嗓音明显提高了许多。
“告诉你，陈明标，是我干爹，是我的义父，请问我为干爹，我为义父披麻戴孝，又有何不可以？”倪福生大义凛然地回答道。
“倪福生，你给大地主披麻戴孝，你的阶级立场站在哪里？你的屁股坐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林干事竟然把农村丧葬披麻戴孝的风俗习惯，硬往阶级立场上挂靠了，真是无中生有。
“地主怎么了？难道地主就不是人啦！”陈员外，在倪福生的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不容有人对他义父不尊不敬，就再也按捺不住，顶撞了四清工作组林干事。
“倪福生，你不要嚣张，我们手上有你解放前买卖土地的证据，看来你的阶级成分，我们要重新划过。”林干事猛地提高了嗓门，将了倪福生一军。
“重新划过就重新划过，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买卖土地，都是靠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一不偷，二不抢。”福生的牛脾气上来了，就索性往林干事的枪口上撞上去了，此时此刻，他什么后果都不管了。
“倪福生，你也太嚣张了，不老实交待问题，还大呼小叫，有你的好果子吃。”显然林干事，也被倪福生这个富春老农民激怒了，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被激发出来了，就决心和倪福生斗争到底。
对于丈夫无辜被抓，阿冬感到无比气愤，就找到大队支部邵书记论理，要求尽快无条件释放福生，“福生，有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他、关他？”这位村妇因丈夫被抓，一脸的愤怒写在脸上，所以说话极为坚强有力，这让大队支部邵书记也很为难，关押倪福生乃林干事所为，公社有关领导也点了头，就尽量婉转地对阿冬说，“福生，马上会出来的，你还是先回家吧！”
阿冬风风火火赶到公社，向干女儿朱花球反映了福生被拘大队会议室的事，希望干女儿想想办法，快点把福生给捞出来。
在当时桐洲公社轰轰烈烈的整风整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干部、社员的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倪福生替大地主披麻戴孝之事，已被林干事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所以，作为干女儿的朱花球也无力将干爹捞出来了，只能对干娘说声对不起了。
阿冬做了福生爱吃的饭菜，送到大队会议室，门口立着肩背三八式步枪的大队基干民兵，夫妻俩没有说上话，盛饭菜的提蓝是大队基干民兵带进去的，阿冬感到很无力。
第二天，阿冬去送早饭，换成了另外一名背三八式步枪的大队基干民兵，他悄悄对阿冬说，“福生没吃你送过来的饭菜。”
阿冬大吃一惊，就在门外大喊，“福生，你要想通，把饭菜吃了，啊！我中午还给你送饭来。”她在担心丈夫的安危，所以就大喊道，她相信门里的福生能够听到她的话。
福生不再理会林干事无休止的审问，并以绝食相抗议，连续三天米水未进的福生，无力地躺在大队会议室的桌上，怕闹出人命的林干事慌了，马上叫来了阿冬，让她劝福生进食。
鉴于福生韧劲，死活不开口，连饭菜都不吃的情况，林干事和桐洲公社领导商议后，为安全起见，决定将关押在大队会议室的倪福生放了，回家先养身体，但还是对福生警告道：“你的事，还没有完，留待以后再处理。”
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
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
最后，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终于结束了，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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