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会海一度成为世人诟病的事情。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一段蛰伏蓄势之后，各种花样翻新的“文”与“会”又呈现出甚嚣尘上的势头。
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魏晋乱世，玄言与清谈成为读书人漫谈国是、参与社会的方式，而且一度成为一种时尚和清流。而纵观这股玄谈之风所产生的实际意义，除了成就了一批能说会道的说客、辩士，似乎对国运苍生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流觞曲水”的“兰亭集会”，除了成就了王羲之的一篇《兰亭集序》的经典和一帧旷世书法，给后人留下印象的就是会稽山的风物景致以供观赏游览。用现在的标准审视，兰亭集会其实就是一群文人墨客、达官显贵闲来无事，在天朗气清的良辰佳日聚集在会稽山进行聚会，纵论天下大事。不过，不管他们如何谈古论今、怎样纵横捭阖，但是也没有改变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时期的现实。
清谈误国，四个字似有夸大之嫌，但是从一定意义上审视，还是具有一定的道理的。毕竟，国家大计、国运苍生不是仅仅靠嘴皮子就能够实现治世太平的，所有的现实问题不是单凭能说会道就能够解决的。历朝历代，事无大小，要办好，需要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没有行动，所有的良策妙招都只是纸上谈兵；不能落地生根，只是美好的畅想。推而广之，由魏晋盛行的清谈之风推及到现实生活，看看极具现实特色的“清谈”。当然，这里的清谈不是一群文人雅士饮酒赋诗，自由旷达，畅谈天下事，而是在相对严肃的气氛中，少数人训诫，多数人被动接受信息的群体性活动。
因为少去了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这种现代版的“清谈”就失去原有的况味；因为带有训诫的味道，这种不对等的“清谈”所起到的作用也就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再说，这种“清谈”不是自由式、自愿性的，而是带有强加，甚至强迫性的，所以其给参与“清谈”的人带来的心理冲击、造成的心理影响也就少去了“流觞曲水”让人们体验到的“信可乐也”效果。由张扬个性、表现天性、展示才华到被动接受、失去自我，这无形之中就背离了“清谈”的本意，其所引发的负面隐性效应就无法定性了。
诚然，建言献策、“共商国是”是解决问题，把事情办好不可或缺的方式。但是，在快节奏发展、内卷进入白热化的时代，每一个职业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物质的、精神的，肉体的、思想的，生理的、心理的。不管是囚于体制内，还是放飞体制外的人，为了生活，很多人都长时间生活在神经紧绷的状态中。对每一个职业人而言，职业是他们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依靠，每个人都不敢对其怠慢。本来就负重前行，如果再在他们身体上或思想上施加压力，轻者会造成人们不同程度地患上逆反或虚与委蛇的“疾病”，重者就是你高谈阔论你的，我特立独行我的。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谎言讲三遍就变成真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世界就变得可怕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如果是心智健全的正常人，都有独立意识、自觉意识、主体意识和辨别能力，对于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现象、问题，都有自己的辨别力和承受力。如果他们长时间处于一种自失的状态，被某一种思想或行为左右，甚至控制，出现的情况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与自然相处、与社会相通、与人相交，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该怎样实现自我的价值，“人生天地间，得失寸心知”，不是靠隔三差五的千奇百怪的“清谈”就能够整明白、搞清楚的。保持人的独立性、尊重人的独立性，这是创建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单位、社会，事情无大小、问题无轻重，要很好地解决，不是像平庸的种树者对待所种的树那样。
不错，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看，必要的“清谈”是不可少的。但是，适可而止很重要。俗话说：“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如果把本应该是“黑天鹅”的现象异化为“灰犀牛”现象，再多的“清谈”都无济于事，只会造成一些难以预测的负面效应。从组织“清谈”的初衷看，主办方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贯彻一种意志、传递一种态度、落实一种政策。可是，设想的东西如果不带有普适性，仅凭一种强压的方式推行，极有可能出现预想与现实严重背离的情况。
“清谈”本无过，如果走向悖反，只能说明采取的方式“不对头”。“清谈”本应该是一种圆桌会议式的，而且不应该过于频繁。如果像祥林嫂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讲述“我们的阿毛”那样，变质变味的“清谈”只能令人作呕。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状况，“清谈”不仅“废”了本义，也“废”了思想与情感，有甚者会“废”了职业精神。这样的“清谈”还是越少越好，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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