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我和三高的同事们到大连学习时，在逛书店时买了本傅斯年的《诗经讲义稿》，那是我第一次在接触傅斯年。2021年左右，我又买了本傅斯年的《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算是再次了解傅斯年。当然，要想了解五四时期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民国风云人物胡适高足的傅斯年，如果仅靠这两本书，那完全是不充分的。
傅斯年受的教育是全面的，既有东方儒家传统教育又有西方现代科学教育，他留学欧美时学的竟然是诸如量子物理之类的现代前沿学科！傅斯年后来回国后却致力于研究历史学和语言学，从他的学业、学术经历来看，全面了解傅斯年又有了新的困难。
《诗经讲义稿》是他给学生讲课的提纲，比较简略和概括。先是泛论中国历史上研究《诗经》的大致情况，然后按颂、大雅、小雅、鲁颂、国风这样一个顺序展开自己对《诗经》的认识，最后再总论《诗经》的时代、地理、影响、文辞等，这与前代所有讲《诗经》的，无论是顺序还是观点，都有很大的不同，我就从中受益不小。这就是傅斯年对《诗经》的独特方法与观点。《 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则是五篇文章的合集，主要阐释夏商周三代及其前相关历史，其中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伦理、制度等等提出了比较新的观点，自发表以来，在学界获得的认可都是比较高的。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包括傅斯年在内的重庆国民政府六位参议员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念及五四时期他与傅斯年、胡适等在北大的相遇以及傅、胡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单独抽出一整夜时间与傅斯年畅谈，临别时不但赠送给傅斯年自己手书的唐诗条幅，而且还托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敬仰之心，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对傅、胡等的重视。可惜，傅、胡等人偏执于自己的认知，最后还是选择了与共产党决裂。傅斯年后来还策划、实施了为国民党拉拢人才去台湾的“挽救学人”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实施效果很差，就拿傅斯年任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当时，享有声望的专家共91人，而只有19人最后去了台湾，占20%多一点，面对这种窘境，傅斯年最终也只能以“埋骨于田横之岛”这句题词向蒋介石表明心迹。
所有的历史资料表明，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地在争取傅斯年、胡适等人。毛泽东更是亲自对傅斯年做统战工作。五四时期，傅斯年是北大学生领袖，毛泽东是北大图书管理员，这段历史，两人在1945年的延安畅谈中都饶有兴致地谈起，毛泽东高度赞扬当年的傅斯年，说他点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熊熊大火，引领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傅斯年则谦虚地说了那句“我们只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谈话之后，毛泽东更是坚定了统战傅斯年的决心，在傅斯年临走之前，他手书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赠给傅斯年：“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谦虚地向傅斯年表达自己学识的不足，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对傅斯年学识的高度认同。这其中的深意傅斯年不会不明白，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由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时，傅斯年曾公开表明支持蒋介石，所以，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赠手书条幅这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蕴味的形式向傅斯年表明共产党不计前嫌，但傅斯年最终还是去了台湾。现在想想，这不但是傅斯年个人的遗憾，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遗憾，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遗憾。
不过，就傅斯年个人，我倒真有几点个人看法：
其一，傅斯年爱国。尽管傅斯年最后去了台湾，但傅斯年的骨子里却是坚定的爱国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曾发表过一些不当的言论，对此，傅斯年勃然大怒，扬言要因此与胡适断绝师生关系。之后，傅斯年出版《东北史纲》，用铁一般的证据表明东三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就是作为一介书生的傅斯年的爱国之心。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作为北大的代理校长到任，坚决把那些任过伪职的人员开除，一个也不用，他这种对投敌者“痛打落水狗”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爱国之心。
其二，傅斯年有才。学术方面，傅斯年早年浸淫国学、儒家经典倒背如流，后来又留学欧美学习现代科学，这样，就使得傅斯年成为学贯中西的人物，傅斯年在民国时的历史学界、语言学界均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政治方面，他崇尚自由、民主，敢于向邪恶“开炮”，并且死活不买蒋介石的账，先后两次的“炮轰”，使孔祥熙、宋子文都丢了院长职位。在领导力方面，他先后任过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领导职位，凭借自己出色的沟通、协调能力，使这些单位的工作开展的井井有条，而且研究成果也均为上乘，得到了当时学界的广泛认可。
其三，傅斯年有个性。首先，他坚守“从一而终”。他的七世祖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汉人科举状元，但傅斯年却认为其先祖投降满人是没骨气的行为，其终生对此事引以为耻，从不向别人谈论。他留学回国之后，坚持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的观念，公开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并赞成屠杀共产党。1945年访问延安之后回到重庆，他又一面嘲笑黄炎培等人接受延安的赠品，一面又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至多是宋江一流”，仍然坚定支持国民党。1948年，面对他自己亲自制定的“挽救学人”计划失败，他不愿深究原因，终以“埋骨于田横之岛”为自己做最后注解。其次，他有敢作敢为、能做能为的个性。五四时期，他是北大学生领袖，但当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时，他说这种行为与他的理念不合后，忿然离开了学生队伍。胡适到北大任教前，傅斯年本是跟着黄侃学儒家的，但自他听了胡适的课之后，便完全接受了胡适的思想，转而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延安与毛泽东的一夜畅谈，他非但没有接受毛泽东的理念，反而得出毛和他领导的共产党“至多是宋江一流”的看法，这些都无处不在彰显他敢作敢为、能做能为的性格。其三，他有非常明显的性格缺陷，据说在他任所长的“史语所”，他办事从来基本上都是独断专行，从不听别人的意见，这与他推崇的“自由、民主”理念多么地格格不入。还有，他作为民国时期有名的学者、教育家，却把自已的独子一个人放在美国而不是放在国内亲自教养，以至于其独子后来各方面均毫无建树，最终只能沦落为“嬉皮士”。
其四，傅斯年有局限。傅斯年最大的局限在于他和胡适一样，只相信“精英”力量而不相信民众力量。作为曾游历过欧美的“精英”分子，居然看不到民众之中蕴含的巨大力量，这就注定他只能是一个悲剧人物。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精英”人才，没有“精英”那种高水平的理性思维和前瞻引导，人类社会就只能缓慢向前蠕动；但是，过分地夸大“精英”作用甚至于认为社会完全是靠“精英”来推动发展的论调也是大错而特错的，毕竟，人类社会最现实、最根本的财富创造者，其实是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普通民众。“精英”的作用，更多在思索和引导方面。傅斯年出生于书香之家，少年上北大，青年留欧美，其最缺的就是对最底层民众的认识和了解。我想，当史语所只有20%的专家准备和他一起去台湾时，那个时候的傅斯年，估计什么都想明白了，但是，作为一个性格里面斥着“从一而终”的传统文人，他除了“埋骨于田横之岛”，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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