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土匪媛
俞敏洪三次高考，前两次名落孙山，连离家最近的师范院校都考不上，第三次却直接把自己送进了北大；马云，高考三次，前面两次，数学分别是1分和19分，捱到第三次，卯足了劲把数学提高到79分，终于考进杭州师范学院；汤唯，三次高考，落榜两次，第三次改变赛道，转而学导演专业，终于得偿所愿。
尽管也能找到很多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同样功成名就的精英案例，但从概率上来讲，教育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阶级跃迁的分层利器，最直接最有效。小概率事件并不足以证明读书无用论，更多的时候，是被拿来激励的鸡汤。
在过去的时代，大学教育是稀缺资源，高考的阵势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落榜者众，高中者寡。俞敏洪马云汤唯的家人，能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仍然坚定的支持孩子读书改变命运，但就这一点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很多家庭。
我们再看巩俐的高考又有何不同。
1983年，巩俐第一次参加高考，志愿表填的是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和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因为专业课不过关没被录取；1984年，巩俐复读，这次报的是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再次落榜。而且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初试环节，巩俐就已名落孙山。
巩俐成名后，她的母亲赵英接受记者采访，谈起过这段报考经历：“小俐考艺术院校，一开始考的是山东省内的师范类院校的艺术系，每次专业课的成绩都没说的，可偏偏发榜后没有她。小俐看到比自己分数低的考生都能被录取，十分不解。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人家托了关系。”
此时，巩俐的父母并不支持孩子继续走艺术这条路，但巩俐仍然坚持读艺术学院的目标。在18岁的年纪，一再考场失利，似乎事实已经给了巩俐最明确的答案——她不被看好走艺术这条路。巩俐的倔和主见是她身后的家庭扎根在她个性里的基因。
巩俐的母亲赵英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牵连，当巩俐开始记事时，就发现妈妈总是不在家，去北京了，又去北京了。突然有一年，她发现妈妈的白头发多了好多，问哥哥们，才知道，妈妈是去告状了。
由于时代的原因，巩俐的父母从大学到了工厂，她的哥哥姐姐高中没毕业有2个被送到农村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哥哥去了工厂，他们都想考大学的，结果全部不能考。巩俐的妈妈很忙，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家写东西，写很多很多东西——告状信，很坚强，也很执著。
后来妈妈平反了，再后来，巩俐把妈妈告状的故事，搬进了《秋菊打官司》的表演里。
母亲的执着和强悍深刻的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巩俐，在自己的目标面前，她丝毫不会因为外界的阻力包括来自亲人的反对而改变初衷。巩俐的第三次迎考，是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完成的。待业青年巩俐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经由同学介绍，进入一家山东省出版社下属单位做临时工。与此同时，在朋友介绍下，巩俐认识了当时在济南军区话剧团做导演，日后被巩俐称为启蒙老师的尹大为。
尹大为对巩俐采用了“因人施教”的辅导方案，即是用自己的土办法，为巩俐设计了系列课程，从朗诵、形体、唱歌、小品等方面进行“个性化辅导”，她的进步很快，平常不太注意的小动作和语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和解决。
报考的时间到了，巩俐可能受到两年四次考试失利的影响，第一志愿想报考山东艺术学院，尹大为听完，为了让她的傲气不消失殆尽，对她说：“瞧你这副没出息的模样，我辅导你这么久，就这水平？要考，咱们就报中央戏剧学院。”巩俐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几个字：“那就中戏！”当真正报名时，巩俐的报考志愿为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当时的想法是，力争中央戏剧学院，确保山东艺术学院。
没过多久，她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但她的高考分数与艺术院校录取标准相差11分。中戏招生组的老师们都为之惋惜，得知内情的工作人员也都为之遗憾。不过，他们没有轻易在巩俐的名字上打叉。招生组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级主管部门——文化部艺术教育司，要求对录取巩俐予以特别批准。文化部艺术教育司的批复很快下达，批准了中戏的要求。梁伯龙老师后来回忆说：“巩俐是我们中戏抢过来的，当时山东艺术学院也想要她，压着她的档案不放，现在看来，我们抢巩俐是抢对了。” 巩俐就这样跨进了中戏的大门，从此揭开了自身历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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