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止于体物”还是“止于正心”

《传习录》二：“止于体物”还是“止于正心”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从西方文明历史的角度看，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这段历史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换言之，真正可圈可点的西方文明史距今不过几百年。用几百年文明发展史的尺度去度量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得出的结论难免是差强人意的。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之中，依照文字历史度量，中国最早的文字产生于三千六百多年前，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千四百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是不依靠文字来传续的。如果以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为尺度，真正依靠文字来传续的中华文明史其实只有一千多年。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五分之四是不依靠文字来传续的，“道”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便不难理解了。中华文明史的前四千年里，只有那些作为先民“哲观”的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程度的“道”有机会“吹尽黄沙始到金”，而作为“哲观”的推论、演变，甚至与这些“哲观”相对应的法、术、器、势，都无奈地被落后的文明传续能力给淘汰掉了。

今天，西方人一方面讲中国没有哲学，一方面惊诧于中国先民在“哲观”层面的超人智慧。不要说西方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也难以用几百年的西方文明尺度去想象中华文明四千年里因传续能力弱造成的“损之又损”，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只剩下无穷无尽的再无以损的作为“哲观”的“道”。

巧合的是，生于公元1472年的王阳明，碰巧与西方黑暗中世界的结束擦肩而过。

东方的王阳明意识到，在中国这样的背景下，非“传道”生命无法抵达永生。早他两百多年的宋人朱熹自然也有类似的文化自觉。所以，徐爱所问的“知止而后有定”到底止于什么？实际上是朱熹和王阳明的两种“哲观”之别。

什么是“哲观”？就是“我”观察到的世界的真相。它是不能再寻找理论依据来推演的。

朱熹认为，“知之而后定”指的是止于事物的定理，也就是朱熹一直强调的“性即理”——物性即天理。一定程度上呼应于此后两百多年的西方“改造”哲思。也就是说止于对外在事物的穷究，最终一定引向对外在事物科学改造一途。

王阳明则坚持认为，“知之而后定”指的是止于“正心”，止于内心对“至善”之境的向往。与之相呼应的“心即理”——内在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的哲观建构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基本哲思的基础上。中华文明的土壤上，必然长出王阳明这样的参天大树。

哲观，没有好坏之分。就像今天我们追问到底是西方文明好还是东方文明好一样，从中庸之道的角度讲，关键在“发而皆中节”。

其实，朱熹的“性即理”和王阳明的“心即理”，只不过是在“大学之道”沃土上长出的两株不同的苗木而已。

《大学》提出了达成“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目标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朱熹一头钻进格物以致知那一隅，深耕细作，不难哲观到“性即理”——“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王阳明不搞学术研究，是奔着“学为圣贤”而去的，按照格物的老路子，一根竹子便格得他吐血也没格出什么“定理”来。在“格物致知”的圈子里打转，“学为圣贤”只能如梦幻泡影。所谓“不破不立”，跳出“格物致知”的王阳明，不难哲观到“心即理”，此心一正，此意一诚，内可成圣，外可“修齐治平”为王。

有心者再进一步向上追溯，早在孟子时期，便有类似的“朱王别途”。当年告子讲“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对之表示严重反对，认为仁和义都在人心之中。

偶然的是，每一次哲观上的别途，都被导引到“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框架下。少正卯之于孔子，告子之于孟子，朱熹之于王阳明，都是如此。

必然的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样的文明土壤上只能长出这样的文明大树，开出这样的文明之花。它健康也好，漂亮也罢，必是这文明土壤的产物。

笔者曾邂逅一庙祝，借机向他探问——道家讲“中道而行”，最终要行往何处？其实，《大学》讲得很明白——“在止于至善”，这显然是尘世间的说法。寺庙中出离尘世的修行者又会向往何处呢？

那庙祝略一沉吟，信手写下“此自然非彼自然，所行所做也是自然，不行不做也是自然，观其变化，随其而行，不受其染。如神殿之神，知其善恶，了其因果。而不是言，不做是行。掌其变化，任其变化。”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对错、高下之别。不过是各自与所在境遇的和合如一罢了。就像山巅上的苍松翠柏与沙土地上的泡桐一般，在自己所处境况里得大自在才是修行，在自己所处的境况里不自在都是自找的。

“止于体物”还是“止于正心”，关键看你要造什么样的业。若要“学为圣贤”，还是“止于正心”而不忘初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