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组织

1.1、中央政府

    唐代政府和汉代政府不同主要在：汉宰相采用“领袖制”，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唐宰相采用“委员制”，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汉代只有一个宰相，但遇政府有打政事，亦常有大会议，这是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的会议。唐代则是几个机关部门常川会议，来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

    宰相共有三个衙门，称为"三省"，三省职权会合，才相当于一个汉代的宰相，而监察权还不在其内。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负责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

    宰相职权，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后来此项职权，被皇帝夺去了，皇帝把他们的私属像中书、门下、尚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这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事，唐代才又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也就是把皇权交还政府。

宰相三衙门：三省

    中书舍人官位不高，而他们却有拟撰诏敕之权，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以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

    门下省接获诏书后，加予覆核。若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封驳”，“封还”，“驳还”等。门下省覆核通过后，始得发生正式效能。

    诏敕自中书省定旨、门下省覆核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仅有执行命令之权。

    为了避免门下省反对涂归，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出席，故唐人眼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则天改中书省名为“凤阁”，改门下省名为“鸾台”)，这是刘祎之批评武则天的话，而刘祎之因此遭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在唐代，也并无皇帝绝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的规定。

    武则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不经两省而径自封拜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斜封墨敕”。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为“斜封官”，为人所看不起。

尚书六部

    唐代六部相比汉代九卿，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六部制度，自唐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开始时是：吏、礼、兵、民(户)、刑、工。

    唐太宗时是：吏、礼、民(户)、兵、刑、工。

    宋朝初年是：吏、兵、刑、民(户)、工、礼。

    宋神宗时是：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省建筑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散布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唐六典》系唐玄宗时大体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纂辑，可说是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

1.2、地方政府

    唐代逐渐内重而外轻，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但地方政府则唐似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之郡是平等的，州设刺史。在汉刺史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较汉郡数多两倍余。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汉县仅分二级：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唐州也分为上、中、下三级：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汉代差逊甚远。

    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监察及皇宫之内。而唐代监察单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脱离相权而独立。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谓之分巡)。中央方面监察尚书省内之六部，中书、门下两省不在监察之列。唐德宗时，尚书六部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分巡则分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

    汉代刺史规定六条视察，大体范围不得越出于六条之外。唐代观察使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各地区活动巡视观察，实际上却常川停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假使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就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节度使逐渐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

2、考试制度

    汉代还是选举制，唐代已经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了。考指的是考绩，试指的是试用。进仕之门大开，自由报考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此项报名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自然并兼未经犯过国家法律在内。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因为礼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唐代科举制度，亦有毛病。姑举一端言之，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然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3、经济制度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丁年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租额仅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

    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账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账则是壮丁册，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

    然而因为交通不便，政府组织简单，纸张亦贵，书写不便，人事松懈，地方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阻挠，户口登记逐渐错乱，此制无法推行，迫不得已，又改成“两税制”，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建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自此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天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其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

    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如是则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了。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就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如是则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解放了。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这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主要是政府为着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

4、兵役制度

    汉代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即“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唐代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即“全兵皆农”，在武装集团寄托生产，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每个种田的人都要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不过踵其成规。

    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当时地方政府分为州县两级，都是管地方行政的，府兵之府，是在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即军队屯扎地。唐代称之为“折冲府”，折冲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当时户口本根据各家财富产业分九等，下三等民户，没有当兵资格，只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给他正式当兵。当兵人家的租庸调都豁免，此外则更无饷给，一切随身武装也须军人自办。

    府兵二十岁才开始服役，每个府兵须到中央首都宿卫一年，此外都在本府，耕田为生，农隙操演。

    至于军官，在中央直辖有十六个卫，每个卫都有一个名称，各卫都设有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逮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府里有一个折冲都尉，主平时训练。唐代养兵，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文官分品级，武官分勋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