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是天下第一大等事,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便是“雷公不打吃饭人”,无论多急,吃饭都最重要。
但并不是谁都能吃到“饭”。
小时候父母离异,被扔在外公家。父亲数十年无音讯,母亲偶尔有音讯,却也万事不管。外公七十多岁,带着我,穷得叮咣响。
小学五年期开学的时候,我没有学费。外公是个爱读书的人,虽然正式读书的时间不长,但没事都会捧着书,当然他所有的书也只有三、四本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三国演义》,他每个清晨或黄昏,一天无事的时候,就摇头晃脑地读得笑眯眯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借了很多武侠书回来,外公就让我先看,然后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他太忙了。
所以他不会让我辍学,尽管辍学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为了凑学费,外公带着我去他其他几个儿女家,要求他们每个人出三百斤稻谷,先供我把书读了。然后又写了欠条,让我签了字,要我以后还。
虽然姑姑们都不太乐意,但外公的态度很坚决,迫于孝顺二字,他们仍是给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外公挑的担子那么重。我跟在他身后,从十几里外的大姑家走路回家,望着茫茫的青山,一时不知如何表达。
我其实想说,“不读书没关系的。”或是,“我并不是那么爱读书。”
但是外公肯定会说,“女孩也还是要多读点书,读书才会明理。”
这是粮食于我极为沉甸甸的一件事。我生长在农村,每天面对的就是田与地,山与河。觉得人从土里刨菜、从田里刨食多么容易。后来渐渐的发现,其实刨食不容易,怎么准备种粮、什么时候播种,又什么时候插秧……种种事情,都不容易。在我更注意田地事情的时候,发现那时田里的粮食每一年产量都会提高,外公每次收割打称,都会算算比上年亩产多了多少,先是600斤一亩,后面700斤一亩,再然后800多斤一亩……我离开家里读高中的时候,已经1200多斤一亩了。我似乎与粮食的产量在一同成长。
而小学的每一年农忙,我们作为学生,除了帮助家里做些农事外,还要“勤工俭学”。
顾名思义,勤工俭学便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去抵偿自己学习的花用。但学校的“勤工俭学”只是一个名字,实际上是让学生交些东西给学校,以培养学生“爱劳动”的好习惯。而农忙的时候便是交稻谷。
为什么要交稻谷呢?
因为当年的农田还没有机械化,所有的工作都要人去做,就难免会有些谷穗没有打干净,或谷穗掉下。老师从小教我们要“节约粮食”,那么下田捡谷穗,把浪费的粮食捡回来,便是教育的一环。
不过,如果你不捡,也没关系。只要交满数就可以了。或者,不交稻谷,折合成钱也行。
我小时候是个疯丫头,每天都往山里、田里跑。我们村里十多个小伙伴,便拉着长队去捡稻谷。我们一般会找刚刚收割的田地,因为收割很久的,谷穗必然被小鸟给吃完了。更重要的是,捡上来的谷穗还是沉甸甸、湿漉漉的,放在身上极有份量。但是谷穗并不好捡,一下午下来,小篮子根本就装不满,最后仍旧要从家里刨些粮食送去学校。
外公也不指望我能捡满。夏夜里蚊子太多,我们会找些干草,再堆些草木灰去熏蚊子。外公就让我把晒干的谷穗拿出来,扔到火里,受热后谷穗膨胀,就会变成米花。虽然扔进去的谷穗上十颗米,能及时在变成米花时,拿出五颗就不错,但我们仍是玩得不亦乐乎。
这些都是童年时与“饭”相关的一些事,有感动、有开心。然而,还有一件颇令我感伤的事情。
我极小极小的时候,有过一小段白米饭不够的时光。家里便在秋天的时候,将红薯切成丝,再晒干放起来,作为备用粮。所以每到冬天,我们家大概都有一二个月,是没有完全的白米饭吃的,里面是夹杂着红薯的饭。一般红薯要多过饭。
我对这段记忆不深,因为红薯也挺好吃。特别是现在,在饭里放点红薯,感觉饭也会变甜。但后来听舅舅和三姨讲起,又觉得是一段十分辛苦的岁月。所以,他们一直不喜欢吃红薯,因为那时吃的太多太多了。
舅舅有次跟我说:“吃了胀肚子,但胀得快,饿得也快,一下子就消化了。吃了晚饭,还不到睡觉就饿了。”
我很难理解这种心情。因为我虽然经历了向人讨要粮食的事情,但我并没有饿过肚子。当时跟外公去讨要粮食,是基于读书的精神需求,已进入了马洛斯需求理论的第二层。生理需求上的缺衣少粮,我们这代人其实很少经历。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处置或浪费粮食,联合国最新的数据,目前全世界仍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扩大到8.9亿。作为中国人,我们感谢袁隆平先生让我们吃饱,免于饥饿。但我们仍要爱惜每一粒粮食,也许你珍惜的那一粒粮食,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挽救一条生命。
中国文化可以绵延千年,是因为我们永远秉承先辈“居安思危”的观念,因此,即使我们现在吃饱了,也要想想,假如吃不饱怎么办?
爱惜每颗粮食,也是爱护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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