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消失的文字,都变成了不朽的404
两年前的春天,我去过一次泰山,到泰安是晚上11点左右,当即买了票,爬山,按计划可以在峰顶看日出。登山途中,遇到了两个当地游客,我们交谈了几句,之后结伴同行。其中一位比较健谈,沿路介绍每一处景点,从五大夫松到十八盘。夜晚的漆黑淹没了整座山,手电筒的光亮显得微不足道,我能听清他声音,却很难把眼前的景物形体对号入座,但这些并没有拂了我们的兴致。到了南天门那个高度,风越发的肆虐,可是仰起头就能看见一排闪耀在黑夜中的光,遥远明亮,没有烟火,像个仙境。那里是天街,光听名字就足够让人向往了。
但当我们真的到了天街,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幻灭感。想象中的仙境也无非就是由同山下一样的摊贩组成的,卖拐杖的、卖帽子的、付费歇脚的、提供食宿的。看日出也是相似的过程,红色的太阳艰难地闯出天际,随后就急切地展现自己全貌,并没有网络图片那般壮丽。我举起手机想留个纪念,收进镜头的确是游人的后脑。
按照经典文化讲究的意义,每一座山都会有它的寺庙。也可能是泰山意义非凡,从上到下,有多到我数不清的寺庙。和我同行的伙伴,早早买了香火,下山的时候去寺庙祈福,我留在寺庙外等。看着往来的行人,围成一团,虔诚跪拜,我有些疑惑,这些混杂在一起的祈愿,神明能不能分辨出谁是谁的呢?虔诚是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不具备,像我。
随后他们要去孔子庙,我们就各自分别。高考之前我用过一只孔庙祈福的笔,到了大学这支笔依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功效,我再不想给孔老夫子制造麻烦了。
因为严重的恐高,我只能花上更长的时间走下山,而无法选择坐缆车。在下山过程中,我遇见了挑山工。像冯骥才写的一样“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而冯骥才透过挑山工传达的那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并没有击中我。相反,我感到异常沮丧、消沉。无法想象,我们花上几百块为了猎奇或为了娱乐而进行的一次活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日常,他们皮肤黝黑、汗流浃背,阡陌不语。
回来后,我搜索关键词“挑山工”,发现这样一段文字,“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泰山有这样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们要爱惜他们,不能对不起他们,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们最后被穷困逼出历史舞台。”没有人有权利以整体人文建设为由去剥夺个体的幸福,但技术的发达并没能释放这些无辜的辛劳。
再往下走,又到了奶奶庙,那是一个窄小破旧的的一个小型庙,雕像上积满灰尘。想起登山途中那个同伴讲的“老奶奶是泰安人的精神居所,人们向她倾诉、祈祷”,这可能更像一种汇聚成文化的安心。除了雕像之外,老奶奶究竟存不存在,并不重要,有人拥有需要她来守护小确幸,才重要,如同蝙蝠侠存在的使命。
我一向更倾向于相信科学、法律、人情,而不相信前面不能解决的问题神灵可以指引明灯。但尽管《行政强制法》明文规定,“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行行政强制”,“不得以停水停电停暖停燃气方式强迫”,黑夜之中,依然有许多人突如其来地流离失所、张皇迁徙;尽管人情讲“这座城市,我们是做了贡献的”,“不过首先,得允许我们生活在这里”,清除“低端人口”的标语却赫然在目;尽管侃侃而谈着“让民意领跑”,“在玻璃房中工作”,兑现的却是各种禁言、404……这一切,非常魔幻现实主义了。
刘瑜说“生活就是一个手段不断淹没目的的过程”,现在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纯洁化的秩序是目的,冷漠、暴力是手段,目的在达到之前先一步被淹没了。
真的很操蛋。但更操蛋的是,没关系,今天的我们再难过,明天还是会笑的。下班煲个剧,周末吃顿贵的,假期晒个游客照,这些成功拼凑的小确幸随时都可以取代被冒犯时的无力感。今天有人对现实口诛笔伐,明天就会有人颂赞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我相信科学,但现在却觉得求神拜佛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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